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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 连载374

时间:2020-02-12     作者:东方直心   阅读

毛泽东大传 连载374

 

 

徐懋庸简单地讲了自己的履历,讲了“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争论,他写给鲁迅的信及鲁迅驳斥他的长文,还有事后上海的舆论包括周扬等人对他的态度等等。当徐懋庸说到“我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毛泽东把“鲁迅”二字误听为“路线”,马上就问:
“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
徐懋庸解释说:
“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
毛泽东笑着“哦”了一声。徐懋庸接着表示,自己来延安就是要弄清是非的。他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他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徐懋庸讲完了,毛泽东表态说: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我认为:一、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二、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三、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四、但是你们是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五、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怎么样?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
徐懋庸说:
“今天我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道理,非常激动,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关切地问:
“你的工作分配了没有?”
徐懋庸说:
“还没有,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
“那么,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
“我不想去。”
“你不是搞文艺的么,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
徐懋庸想了想,说道:
“第一,刚才听了你的话,使我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过去自以为懂一点,不对了,因此我要去学习,到陕北公学。这是主要的。其次,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我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很怪,鲁迅也认为是这样,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
毛泽东笑了笑说:
“你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学好不好?现在抗大的学生很多,搞哲学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几个人,顾不过来,你去也好。”
徐懋庸坚持说:
“我是要到陕北公学重新学习嘛,怎么能去做教师?”
毛泽东说:
“像你这样,一面教一面学习就可以了,何必进陕公学习。就这样好么?”
徐懋庸见毛泽东说得甚是有理,便高兴地答应了。毛泽东立即打电话给“抗大”副校长罗瑞卿,通知他徐懋庸去抗大工作的事。放下电话,他又问徐懋庸:
“你是不是党员?”
徐懋庸说:
“不是的。我在大革命时期就追求党,但‘四一二’政变后,失去机会。后来加入‘左联’,也就是为了想入党。我曾听说,上海‘左翼’组织的干部,本来是可以转党的,但是自从我写信给鲁迅遭到鲁迅公开驳斥以后,我知道的上海的党员也疏远我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但是我是决心要跟着党走的,像鲁迅那样,虽不是党员,却是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我要学习他。”
毛泽东说:
“既要革命,有条件还是入党的好,你也不是没有入党的可能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抗大’的工作中去解决。你还可以找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去谈一谈。但入党要有了解你的党员做介绍人,你有这样的熟人吗?”
徐懋庸说:
“我只知道周扬是党员。”
毛泽东说:
“艾思奇你也是熟悉的嘛,他也是党员,可以去找他。”
5月26日,毛泽东开始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他的开篇语讲的是“问题的提出”,他说:
“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7月7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么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10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
毛泽东的这个讲演一直到6月3日才全部结束。他全面、系统、深刻地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特殊时代以及战争双方的基本条件,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观点,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而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这一客观规律。
他在演讲中提出了抗战必将出现的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这一科学预见最终被历史事实所验证,是完全正确的。他在演讲中还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他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二战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在研究了《论持久战》之后,曾这样说:
“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在物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
再说5月26日晚,毛泽东给堂兄也是他少年时的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此前,毛泽东收到毛宇居的来信,信中叙说了家乡及亲友们的情况,并说亲戚谭季余想到延安找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宇居兄左右:
5月10日信收读。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而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移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远耀等在此甚好。此复。即颂
时绥!
弟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周先生,大号周自娱,是毛楚雄的舅舅。毛泽东还找到中央组织部李富春谈过话,让组织上设法给周自娱一家寄一些生活费,维持艰苦的生活。信中所说的远耀即毛远耀,是毛宇居的侄子。
1938年6月2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说:
“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口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地区扩大,已不患于回旋余地,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
6月初,日军进抵开封外围。国民党军队30万人稍作抵抗后,放弃开封,向西溃逃。
6月9日上午,蒋介石闻知开封失守,大吃一惊。这个早年曾4次东渡日本并先后出身于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校的炮兵生、日本陆军第13师团第19联队的士官候补生,为阻止日军西进占领郑州,竟生出了一个馊主意,命令国民党部队在郑州以北花园口和中牟赵口炸开黄河河堤,水淹日军。这一炸可是非同小可,瞬间便造成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黄泛区”:豫皖苏3省40余县700多万亩耕地被淹没,89万人民死亡,中原600多万人民挣扎在泽国汪洋之中。 
这正是:倭寇铁蹄踏开封,吓煞个当年日军士官生。
士官生,头发懵,脚底轻,兀自生出个“水淹七军”计,轰隆隆炸得黄河倾:
休怪俺不得已而为之,俺也是为抗日,为民生。
欲知蒋介石后来还有什么愚蠢之举?请看本传将要叙述的长沙大火,满城遭焚之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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