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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 连载416

时间:2020-03-25     作者:东方直心   阅读

毛泽东大传 连载416

 

 

有一天,毛泽东问部队负责人王近山说:
“部队对自力更生、生产自给有什么反映?”
王近山回答说:
“战士们对丰衣足食的口号兴趣很大。”
毛泽东说:
“有兴趣就好。不过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讲丰衣足食,还得讲艰苦奋斗。没有艰苦奋斗,哪有丰衣足食?丰衣足食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毛泽东又说:
“蒋介石净做坏事,但他不给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倒算做了件好事。我们经济上受到了封锁,我们少了几十万块饷钱,使原来对蒋介石还有点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应该谢谢这位‘委员长’,他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动手’的道理,这比任何饷、任何援助都可靠。”
1943年初,毛泽东迁往离城10公里的枣园居住。枣园的正名叫延园,这是延安西川一个僻静的山村,横卧在山坡和平川之间。村内村外长满了枣树、梨树、杏树,以枣树居多,故俗称枣园。
1943年2月5日,是农历大年初一。一大早,枣园乡的农民们穿着新衣服,吹着唢呐,捧着油馍馍、年糕、寿桃,提着米酒,抬着“为民谋利”的锦匾,来给刚搬进枣园不久的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拜年。
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其他人,也早早地等在他们各自的门前,迎接拜年的乡亲们。
中央小礼堂一排排长桌上,铺着延安生产的粗线花条子桌布,摆放着红枣、苹果、香烟、瓜子。毛泽东把乡亲们领进小礼堂,和几个老年人坐在中间的桌子旁,连连招呼着老乡抽烟、吃果子,笑着问大家:
“年过得好啊!”
枣园乡乡长杨成福上前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
“乡长叫成福,有福气,居民才有福气。你是枣园乡的乡长,我是枣园的一户居民,以后你们开居民会可别忘了我,也要叫我哩!”
毛泽东的话逗乐了众乡亲。他问乡亲们说:
“枣园有多少户人家,过年杀几头猪?”
众人抢着说:
“全村24户,杀了18头猪。”
“不多啊!今年还要多养猪,明年过年,争取每户都杀1头猪才好哩。”毛泽东笑着说。他又问大家:“今年是大生产年,你们能不能做到‘耕三余一’?”
众人说:
“不但能做到‘耕三余一’,还要争取做到‘耕二余一’哩!”
“有什么措施?”
“多耕地,多上肥,多锄草。”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很好!但这还不够,还要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实行变工互助。在自愿参加的原则下,大家组织起来,实行人力、畜力、工具互助,这样可以提高效率。将来还要组织生产合作社,实行集体化,这是农民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
他又问枣园村的谢村长:
“现在老乡们卫生搞得好不好?害病的人多不多?”
谢村长一边用手比划,一边笑着说:
“今日枣园村的卫生可好得很,每家都修了一个厕所。在中央警卫团的帮助下,还设了个接生站呢,婆姨们可欢笑死了!从前养娃娃不卫生,养不活,现在讲卫生,养一个活一个。”
毛泽东也笑着说:
“咱们搞革命就是要人财两旺嘛!以后每个村庄都要修一个小医院才更好。”
毛泽东最后跟大家说:
“咱们都是老邻居了,今天中央请老乡们吃顿年饭,喝杯年酒,但要多吃多喝,不准客气。”
宴会开始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一桌分一个,轮流给乡亲们敬酒夹菜,大家也不断地给毛泽东等人敬酒敬菜。
大年初二,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到枣园回拜,毛泽东见到区乡干部,都道声:
“辛苦了,过年好哇!”
毛泽东拉着李区长9岁女娃的手,问她几岁了,上学没有?当他听说女娃还未上学时,就对李区长说:
“陕北地薄人穷,文化不发达,教育儿童是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将来总不能常住延安,今后的地方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2月6日上午,延安文化界70余人,在青年俱乐部与吴满有、赵占魁、黄立德3位劳动模范座谈。3位劳动模范分别讲述了他们的翻身历史和生产的现实。文化工作者听了,深受感动。历史学家范文澜说:
“象我们这样只知道吃救国粮的文化人,对于自己应负的责任实在太惭愧了。”
哲学家艾思奇说:
“文化的源泉是生产实践,我们要好好的向你们学习。”
作家丁玲感慨地说:
“过去总有些伤感的心情,今天几位新的英雄,已经给予我们新的健康的题材了。”
文化界人士,一致接受3位劳模“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他们表示说,要把笔头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
春节期间,杨步浩带着延安六合乡的群众代表和秧歌队200多人,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抬着春节为毛泽东绣的“人民救星”的金匾,给毛泽东拜年。杨步浩代表乡亲们讲话,他说:
“毛主席领导我们穷苦人闹翻身,过上好日子,是我们的大救星,我们给毛主席送个‘人民救星’的金字匾,表示我们六合乡人民的一点心意。”
毛泽东在乡亲们的热烈掌声中接过金匾,转给工作人员抬着。他说:
“延安县川口区六合乡人民,经常和中央机关来来往往,象亲戚一样,今天又送来了金字匾,对中央这样关切,谢谢六合乡的全体人民,祝贺六合乡人民今年夺取更大的丰收。”
毛泽东说完,观看乡亲们表演的文艺节目。毛泽东和杨步浩及乡亲们坐在一起,边看节目边交谈,亲如一家人。
中午,毛泽东和杨步浩及乡亲们一起吃了午饭。下午,乡亲们还要去慰问朱德,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这里有汽车,送你们去!”
于是,乡亲们坐着毛泽东的小汽车和军委的大卡车,敲锣打鼓,吹着唢呐,热热闹闹的到朱德那里去了。
鲁艺秧歌队也在春节期间演出了《兄妹开荒》,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等人看后,认为很好。毛泽东边看边连连点头,笑着称赞道:
“这还象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你们觉得怎样?”
朱德说:
“不错,今年的节目与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
2月9日,毛泽东高兴地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说:
“陕甘宁财政难关已经渡过。今年决定大力发展农、工、盐、畜产品的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
春节期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慰问团,到南泥湾慰问359旅。延安县的慰问团也来到了南泥湾,慰问开荒种地的模范部队359旅的指战员们。杨步浩是县慰问团的代表,他在与战士们的交谈中,听说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分配有生产任务,心头一热,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他向县慰问团长要求道:
“毛主席、朱总司令日夜操劳国家大事,那么忙,还分配有生产任务,那怎么能行。这任务得由我来替他们完成。”
后来,延安县的领导向毛泽东、朱德报告说:延安县农民杨步浩要求替毛主席、朱总司令完成生产任务。毛泽东、朱德为杨步浩的热心所感动,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2月18日是元宵节的前一天。据蒋秦峰记载,元宵节前夕的延安市灯火辉煌,锣鼓喧天,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此起彼伏。
下午3时许,毛泽东来到枣园前面的田野间散步,枣园村候老汉、胡老汉正在那里抽着旱烟锅子拉家常。毛泽东走到他们面前,亲热地问候道:
“你们辛苦了。”
老乡说:不辛苦。毛泽东询问他们高寿多少?一个老汉说:
“咱们都60多了。”
毛泽东又问:
“这大年纪的老人,村里有多少?”
两个老汉回答:
“有24个。我们两个是同年同庚的,明天正月十五就是我俩的生日。”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那很好呀,你们正是‘六十花甲年高有德’的人,应该给你们贺寿才好。”
胡老汉“唉”了一声叹了口气,说:
“咱们这号受苦人过生日,还贺个啥寿哩。”
毛泽东笑着说:
“咦!如今咱们都翻身了。生产又搞得好,真是人寿年丰呀!正好明天是元宵节,请你们到我那里去玩玩,咱们大家一起来贺寿!一定都要去,千万不要讲客气。”
一个老汉说:
“哪敢领毛主席的情。”
毛泽东说:
“今非昔比,正是后生给老人贺寿的好时辰。”
毛泽东回到住处,吩咐管理员明天下午2时准备3桌酒席,还要做一些又细又长的面条,再备24份礼物。他又派人到枣园的24个老人家里,挨门挨户通知他们,说是明天毛泽东要给他们贺寿。
老汉们听到这个消息,一个个欢天喜地,奔走相告,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议论,说:这可是开天辟地第一遭的稀罕事。
2月19日下午,还不到2点钟,枣园村24位老汉陆续来到毛泽东的会议室门前。毛泽东早早地站在门口,笑眯眯地迎接他们,一个个握手,不断地重复着祝贺生日的话。寿星们见到毛泽东都很感动。刘老汉情不自禁地流了泪,哽咽着说:
“咱祖宗3代,没人看得起,是毛主席把咱推到人前来了。”
不少老汉也都流了泪。毛泽东说:
“咱们今天都翻了身,生活大改善,自己又当了主人,以后每个年老的人都要贺寿。”
毛泽东把老人们让进会议室,分宾主坐了,陪他们抽烟、喝茶,拉着家常。3桌酒席上来了,毛泽东请众人入席,挨个给他们敬酒敬菜,每个人端了3杯酒,还不住地祝贺着:
“晚年幸福,寿比南山!”“延年益寿,老当益壮!”
当24碗长长的面条上席之后,毛泽东站起来,笑嘻嘻地说:
“祝贺各位长寿,像寿面这样长久地健康地生活下去!”
众人酒足饭饱,已是黄昏时分。毛泽东又敬烟敬茶,还给每人赠送了一份寿礼:一条毛巾,一块肥皂。
毛泽东又在会议室门口,专门给老人们放了一场《列宁在十月》的电影。直到夜深了,有些老汉还恋恋不舍地和毛泽东亲热地拉话谈心。
2月21日,苏联红军挫败了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进攻,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联共中央和红军将士们,祝贺苏联红军成立25周年及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2月25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人的指示中说: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和教育3个方面。毛泽东殷切地期望敌后军民乃至全党,以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奠定胜利的基础,促使抗日战争的发展。他多次告诫八路军、新四军指挥员说,抗战尚需2至3年,必须努力奋斗。
1943年3月,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纪录片制作完成,反映了359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历史功绩。
3月,中央文委和中组部召集文艺工作者会议,贯彻党的文艺政策,与会者有50余人。
凯丰和陈云先后讲话,他们详细说明了作家到群众中去的重大意义和几个在认识上彻底转变的根本问题。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必须“深入群众,改造自己”。
会后,延安作家纷纷下乡。诗人艾青、萧三,剧作家赛克,到南泥湾了解部队情况,进行劳军;作家陈荒煤赴延安县工作,高原、柳青到了陇东等地;鲁艺有30余位文艺工作者也到了农村和部队。在这一批文艺工作者中,作家柳青在米脂县吕家俭乡一呆就是3年。
3月10日,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他说共产主义思想是“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不适合中国国情。蒋介石还把10年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他还说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2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决定将方案修改后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书记处会议决定:王稼祥、陈云因病休息3个月;在陈云病假期间,中央组织部日常工作由王鹤寿负责,重要问题请示刘少奇处理。
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康生、凯丰、博古、邓发、张闻天、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共13人。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时局与方针的讲话。
会议依据整风后期的形势,着重讨论了从组织上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此时的中国共产党高层核心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康生、王稼祥、陈云、张闻天、博古、王明、刘少奇、邓发、凯丰。
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与会者表示同意中央组织机构调整和精简的草案。康生介绍了机构调整的酝酿过程,他还说:
“少奇同志意见,书记处应有1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处理和决定日常工作。”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会议一致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主席;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
周恩来因在抗战初期的战略方针问题和在南方局工作上的错误,在整风期间为党内所不理解,因此未被推定为书记处书记。
会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
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
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组成,刘少奇为书记,负责统一管理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和海外工作委员会。
会议决定: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工作,任军委副主席。
会议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负责管理。
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刘少奇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长。
刘少奇到中央工作后,找王明谈过几次话,其中谈到一些政策问题和国共关系中的一些问题。王明不但坚持自己的错误,还企图拉拢刘少奇支持他。刘少奇严厉的批评了他,王明立即宣布放弃个人的意见。
欲知刘少奇在党内如何开展工作,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从1941年10月3日开始,一直到1942年11月16日,毛泽东为了使刘少奇能够从新四军军部安全地到达延安,先后12次打电报给刘少奇本人及其他领导人,不厌其烦地详细的交代安排刘少奇在路途上的安全问题,可见毛泽东此一时期是多么急切地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历史促使毛泽东最终选择了刘少奇,除了其它一些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因为刘少奇一直不受“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重用,甚至直接受到了张闻天的排斥;二是因为刘少奇于1941年7月2日在华中局党校所作的《论党内斗争》的演讲中,公开表明了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反“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立场上。所以也可以说,刘少奇之所以能够在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跃而成为党内最显赫的第2号领导人,与其说是毛泽东有意栽培了他,倒不如说是党内顽固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人的态度和延安整风运动的需要成就了他。这正是:“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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