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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 连载587

时间:2020-09-22     作者:东方直心   阅读

毛泽东大传 连载587

 

 

4月20日晚10时许,毛泽全接到中南海来的电话,要他们夫妇和其兄长毛纯珠一起到中南海与毛泽东见面。
毛纯珠谱名毛泽掌,是毛泽全的胞兄,长毛泽全11岁,在乡下务农,不久前从韶山东茅塘老家来到北京,看望弟弟和弟媳一家。
毛泽全、徐寄萍带着大女儿远慧和小女儿远平,同哥哥毛纯珠一起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微笑着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爽朗地说:
“我刚睡醒,现在是我精神最好的时候,大家先吃饭,饭后再谈吧。”
毛泽全等人早已吃过晚饭,但毛泽东盛情邀请,却之不恭,毛泽全只好答应一起吃饭。毛泽东的办公室房间不大,放了一张办公桌,摆着几张沙发。服务人员就在办公桌旁放了两个不大的方桌,端来盛有茄子、苦瓜、西红柿炒鸡蛋、辣椒之类的几个碟子。毛泽东指着西红柿对毛纯珠说:
“这东西我就不爱吃,可医生说有营养。鸡蛋呢,医生一会说应多吃,一会又说不能多吃,我就不管那一套。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啊!”
饭后,毛泽东向毛纯珠询问了家乡合作化的情况,他又问:
“农民对合作化喜欢不喜欢?”
毛纯珠说:
“喜欢。”
“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
“真喜欢。”
“每个农业合作社的范围有多大?每户是不是还自家喂猪?”
毛纯珠是个老实忠厚的农民,他尽自己所知作了回答。毛泽东说:
“看来目前农业合作社宜小不宜大,回去后告诉乡亲们,每户还是要多喂猪。猪多肥多,地里肥多就能多打粮。”
毛纯珠是个种田能手,他想不到毛泽东对种地、养猪这些事还这么操心,就连声说是。
“婶母身体还健吗?”
毛泽东又问。毛纯珠说:
“我母亲身体还健康,还能喂猪喂鸡,只是下的鸡蛋自己舍不得吃,卖了换钱花。”
毛泽东一听,就动了感情,他说:
“拿200块钱给你,带给婶母买点吃的,补补身子。”
说完就叫秘书去拿钱。毛泽全在一旁急了,连忙说:
“不必了,主席,我们常寄钱回去,不用你管。”
毛泽东这才向秘书招了招手,说:
“那就算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毛泽全说:
“你现在工作任务紧张吗?”
毛泽全说:
“现在正参加总后的干部哲学学习班。”
毛泽东说:
“那正好,你学习完以后,向总后领导请个假,到湖南跑一趟,到你做过工、种过地的地方,去了解一下农业合作化的情况和问题,回来向我汇报。”
毛泽东说完,给毛宇居写了一封信,请毛纯珠带回去。他在信中写道:
宇居兄:
迭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今托纯珠之便,敬致问候之意。恭祝
兴居康吉!
毛泽东
1956年4月20日
毛泽东写毕,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在上面写着:请带交  宇居兄  毛泽东。将信笺插入信封,一起交给了毛纯珠。
毛泽东又对徐寄萍说:
“上次你不是想拍张合影吗?那天没拍成,今天就拍吧。”
摄影师来了。毛泽东征求大家意见说:
“我们就这样自然的坐着拍好吗?”
徐寄萍笑着说:
“主席,还是站在一起合拍吧。”
“好,依你的意见。”
于是,毛泽东站在中间,毛纯珠站在右边,毛泽全、徐寄萍站在另一边,远慧、远平站在毛泽东跟前。摄影师摆好镜头,按下了快门。
后来,毛泽全几次调动工作,这是他们夫妇和孩子们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这张合影也成为他们这次见面的珍贵纪念。
4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插话说:
“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4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插话说:
“在第2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1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4月24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6个关系:1、轻工业与重工业;2、沿海与内地;3、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4、个人与集体;5、地方与中央;6、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
“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4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1个矛盾上犯了错误。”
之后,毛泽东在整理调查材料时重新把它概括为“十大关系”,即: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至此,毛泽东长达43天的调查工作全部结束。这是他在建国后乃至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周密而又最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和总结。
4月25日,毛泽东颁布命令,公布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在押的1017名日本战犯获宽大释放,另外45名从宽判处有期徒刑的,也允许其家属前来探视。
后来在6月28日,被释放的1017名日本战犯从天津乘“兴安丸”号客轮回国。
4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等人,接见出席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此前,朱学范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说,会议在5天中,交流了130多种先进经验,还请苏联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团团长索罗金、莫斯科市内电话管理局副总工程师马克西莫娃、莫斯科市中央电报局报务员克利马诺娃介绍先进经验。毛泽东说:
“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广中国自己的先进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都是必要的。对外国的经验,不能照搬,对苏联的经验也不能照搬。学习苏联经验,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你这个邮电部的职工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不少,要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依靠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这样,你这个邮电部长就可以睡得着觉了。”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在中直俱乐部第2次观看浙江昆剧《十五贯》。
4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这次会议一直开到28日才结束。
毛泽东在这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他开宗明义地说: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10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提出这10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说: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
谈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彭德怀插话说:
“如果将来爆发战争,由我们出军队,苏联出原子弹。”
毛泽东说: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说: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3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
谈到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他说:
“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的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它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在谈到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的教训时,他说:
“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说: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那样的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的不是重点。”“我们要诚心诚意的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他说: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切善意的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关于“是非关系”,毛泽东说: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
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说:
“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的学,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1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9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毛泽东最后说:
“这10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4月27日,陆定一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发言中,提起了中国生物学家胡先骕的一篇文章,他说:
“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生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
毛泽东问道:
“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
陆定一说:
“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
毛泽东问:
“胡先骕那个文章对不对?”
陆定一说:
“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
毛泽东说:
“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
陆定一说:
“不是,没有给。”
毛泽东说:
“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在继续发言中还谈到了文艺问题,他说:
“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30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
毛泽东说:
“《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
周恩来问道:
“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
陆定一说:
“我看过,很好。”
毛泽东说:
“《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总结讲话。关于修改党章问题,他说:
“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10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5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毛泽东说: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此前,毛泽东在社论中加了一句话,他写的是:
“百家争鸣是说诸子百家在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4月2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他在谈话中说:
“我很高兴见到同志们。跟同志们见面是不容易的,南北美洲同中国相距很远,中间隔着一个太平洋,再加上美国的人为的障碍。目前中国同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没有建交,特别是同南北美洲的国家,商务和文化的往来也少。但是,我们相信外交关系是可以逐步建立的。”
“你们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可能你们还没有感觉出来。美国是不放心中南美洲的,怕你们起来造反。美国到处有火药库,亚洲是一个,欧洲是一个,非洲是一个,你们中南美洲也是一个。”
是年4月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正式成立,毛泽东派陈毅为团长、由许多兄弟民族的代表组成庞大的中央代表团,到西藏祝贺和慰问。毛泽东还为西藏题写了锦旗:
“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在此前后,西藏受到周围藏区工作的影响,社会有些不安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1962年以前,西藏不再进行民主改革。毛泽东说:
“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做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候看情况才能决定。”
4月底,程思远应邀来北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他。饭后,周恩来在谈话中说:
“请你转告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我们的方针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这样一句古话:‘和为贵’。”
周恩来还说:
“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也欢迎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后来,程思远一回到香港就给在美国的李宗仁写了一封信,把周恩来的话转告给他。
1956年5月1日上午,应邀来华访问的日本友人宫峙龙介参加了“五一”劳动节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把宫峙龙介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握着宫峙龙介的手说:
“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曾给滔天先生写过一封信。”
宫峙龙介听了毛泽东的话,既兴奋又不知如何应对。他心想,怎么没有听父亲说过此事呢,既然毛泽东这样说了,肯定确有其事。
读者诸君可能还记得,宫峙龙介的父亲就是本传在第一卷中所提到过的宫峙寅藏,其人自号白浪滔天,也就是毛泽东这一次所说的“滔天先生”。毛泽东所说的信,是指他在1917年3月和萧三即萧植蕃写给“白浪滔天”的联名信。其内容已在第一卷中,恕不重复。
宫峙龙介回到日本后,立即在父亲的遗物中寻找那封信,终于在一箱书信堆里找出了毛泽东那封用毛笔书写的手迹。1967年7月3日,这件毛泽东早年的手迹首次发表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原迹至今保存在日本。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7次会议上再次讲了《论十大关系》,他还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有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毛泽东还说: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的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斗争又团结的方针。一切善意的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同灏这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欲知毛泽东能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待下面各章慢慢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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