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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 连载590

时间:2020-09-25     作者:东方直心   阅读

毛泽东大传 连载590

 

 

9月8日凌晨,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加以修改,并请让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
原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八大政治报告上,他准备在八大上的开幕词动手写过两次稿子,但都没有能够写完,所以他不得不让陈伯达代为修改了。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他的那段话,主要内容是这样说的:
“大家知道,要将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式的工业国,需要许多的条件,例如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制度的改革,国家的巩固,党的巩固,统一战线的巩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除了这些条件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我们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和平环境,还需要朋友帮助。”
“到那时,即到1967年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工业产值将占百分之六十几,农业产值将占百分之三十几,这样我国就可以说基本上有了现代工业了,就可以说初步的工业化了。但是我国是一个具有6亿人口的国家,到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按照每年增加1200万人口计算,那时将有7亿几千万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来说,我国要进一步工业化,要接近或者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那就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
“为了建设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只要世界上的垄断资本存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即制约战争的因素现在已经强大起来,并且还会继续增强。这些因素中,第一个,是以苏联为首具有9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第二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个,是西方国家的革命的和反对战争的工人运动的发展。第四个,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有强大垄断资本存在的国家,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利害冲突。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世界的人民运动这3个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互相支援、互为同盟军的。我们还可以利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冲突,作为间接的同盟军而为和平服务,使对战争最感兴趣的美国好战分子处于孤立地位。……这样看来,需要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并且愿意为和平事业努力,争取避免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占了人类的大多数,这种趋势还会发展。这样就制约了战争趋势,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战不容易打起来。”
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未完成的开幕词草稿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这也是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也是整个八大会议的主题。
再说9月8日晨,周恩来将修改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送毛泽东过目。
上午9时,毛泽东将这两部分转送给刘少奇,并在周恩来的改稿上批示道:
“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让人将改处准确的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
这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2次会议,审议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
是日晚,毛泽东审阅了陈伯达送来的开幕词修改稿。他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交给田家英修改,并嘱咐说:
“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9月9日,毛泽东看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大”预备会议第2次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14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22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6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2个五年计划和第3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社会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我们计划在3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18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关于增强党内的团结问题,毛泽东说:
“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做一种有益的教育,当做一种锻炼。”
他为了说服没能进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领导干部,就现身说法讲了他在井冈山当民主人士的往事。他说:
“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接着说:
“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么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的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么,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3年,搞经济建设也有7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
9月13日,毛泽东看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稿,批示道:
“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楚,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
9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3次会议。他在谈到“八大”文件的起草修改过程时说:
“第1次推翻你的,第2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用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毛泽东接着说:
“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大体上都准备好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赞成中央提出的名单。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10万字,一砍就是4万多字,现在不到5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用第3种写法,也可以用第4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能有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文件是相当有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名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
会议讨论通过政治报告和其它几个文件后,接着讨论选举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么,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4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4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4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请同志们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
邓小平插话说:
“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对众人说:
“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些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我想起来就不舒服,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5个人里头就有1个。”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4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4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们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准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
毛泽东最后说:
“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以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13个,要扩大到20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170人,也许170多。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做决定。”
9月14日凌晨,毛泽东审阅前一天刚刚修改排印出来的政治报告稿,并作了部分文字修改。尔后,他在报告稿的封面上用钢笔写了一个批语:
“即送少奇同志:1、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和一些其它字句的修改,请即令人抄正副翻译,并另打清样。2、党的部分,本日12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以再改。”
他考虑到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便又在封面的另一个空白处写道:
“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
清晨4时30分,毛泽东审阅完田家英送来的开幕词修改初稿,他在上面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他接着给杨尚昆写了一封信,嘱咐说:
“此件请打清样(校正错字),并付翻译。清样请于本日上午12时以前送各书记处同志以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请他们再做修改,于9月14日下午3时交田家英汇集酌定交我。这件是否讲,要看15日我睡眠的情况才能临时做决定。所以暂时不要印发各代表和外国人,请注意。”
1956年9月15日下午2时,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21名,代表着全党1073万党员。
苏联、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5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国内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应邀列席了会议。
宋庆龄、黄炎培等应毛泽东之邀,在主席台上就坐。宋庆龄激动地说:“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他说: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的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毛泽东的开幕词,总共不到3000字,与会者热烈鼓掌竟多达32次。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黄炎培情不自禁的即席作七绝4首,题为《东方红遍环瀛》,祝贺共产党“八大”的召开。其中第4首诗云:
天安国庆延佳节,万水千山念苦辛。杖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已遍环瀛。
在会议休息时,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开幕词写得简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泽东说:
“这不是我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我的秘书,叫田家英。”
前边已经说过,这篇开幕词是毛泽东和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以及书记处诸人集体创作的结果,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意提携和鼓励田家英。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写文章的大手笔,他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以及他的所有文章,从来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他亲自动手写的。这篇开幕词应该说是他一生中的唯一的一个例外。当然,田家英功不可没,开幕词中有一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确是田家英的得意之笔,也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句话。
再说毛泽东致词后,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政治报告中说: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在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不能够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早在政治报告起草时,薄一波说,稿子只写了反对保守主义,没有写反对冒险主义,有片面性。他建议作为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两种倾向都应当提到。刘少奇认为薄一波的意见很好,就把反对冒险主义也加进去了。
政治报告中仅仅有4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报告反复强调的是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早在1945年中共中央七大上,刘少奇在他的报告中,曾经有105次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
9月16日,邓小平在八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修改党章报告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
邓小平报告结束后,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2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
此后,大会对3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
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等68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还有45人提交了书面发言。
罗瑞卿的发言内容是《我国肃反运动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发言很满意,带头为罗瑞卿鼓掌。
宋庆龄也在大会上致辞说: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
彭德怀在会议期间,和米高扬进行了一次谈话,彭德怀说:
“米高扬同志,为什么斯大林生前你们都喊他天才、英明、万岁,可他死后你们又骂他漆黑一团?他的错误既然那么严重,为什么不在他生前提意见,人死了才算旧账?他还能听得到能改正吗?”
米高扬说:
“当时谁敢提呀。”
彭德怀说:
“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领袖负责的态度吗?”
米高扬说:
“谁提了谁就要掉脑袋。”
彭德怀说:
“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9月17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接见了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接受了拉加卜呈递的国书。他在致答词时说:
“你们收回苏伊士运河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纳赛尔总统最近最好不要到没有警戒的地方去,因为帝国主义的计划失败后,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像暗杀等等。西方国家骂纳赛尔总统是个野心家,是个希特勒,说他想统治阿拉伯世界。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因此,帝国主义才不喜欢他。
据我看,美国也同意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它不会帮助英国从埃及手里把运河夺回去,这样对美国也有好处。美国另外有它的目的。对美国说来,运河在英、法手里和在埃及手里没有什么区别。它本来就不期望实现杜勒斯计划。美国是想借此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它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阿拉伯国家、印度和科伦坡国家都支持埃及,有苏联在,英国、美国、法国就不敢轻易行动。”
毛泽东请哈桑.拉加卜大使转告纳赛尔: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当然,埃及是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如果接受我们的援助还是要还,那么现在可以记账,以后再说,或者过了100年以后再还吧。埃及现在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我们也经历过这种封锁,深知埃及人民的艰苦。中国在抗美援朝时,花了不少钱,死了不少人,现在没有战争了,可以尽力帮助埃及。”
9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给黄炎培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黄炎培在9月9日将老朋友张叔通所作的书画册送给了毛泽东,并附信说:“八大快要召开了,这一时期想紧张得很。希望缓和些紧张,谨奉上书画册一本,公余浏览一下,可能增进些神情的潇洒。这书画册,是一位80岁老画师一年画成,每幅自加跋语的。我在这上边写了一首长古,为他介绍,他和我是新闻记者同事20年,他在抗日时期,吃了很大的苦,他的爱国热情是可敬的。他能画而很少作画,惜墨如金,最近为了农村和工商界对领导上一片颂声而作。”
毛泽东在复信中表示“十分感谢”,还询问“张先生是否生活上有困难?是否愿意接受援助?”“请便告之。”
黄炎培回信告诉毛泽东说,张叔通生活非常穷困。毛泽东立即写信给黄炎培,托他转送张叔通500元钱。
9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主席团休息室同参加八大的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谈话。毛泽东谈到了对党内犯错误的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米高扬说:
“您方才讲的对待犯错误的人应当采取的这种正确的态度,我在1949年2月来中国时,就曾经听您说过。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的对斯大林讲过,我当时是想使斯大林懂得您的意思。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做声。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他虽未说话,可是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又会见了参加八大的以波立特为团长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波立特说:
“你们那篇文章(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笔者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说:
“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指出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历史的、社会的以及思想的根源。在这次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虽然没有提斯大林的名字,但对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作了说明,主要原因是认识不符合实际,其它原因是次要的。为什么列宁没有犯错误呢?当时苏联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白军的叛乱,他面临的问题更为困难,更为复杂,但是他并没有犯错误。到了斯大林时期环境更好了,斯大林却犯了错误。在斯大林时期,阶级没有了,社会已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的时代。我认为这样才能够解释他的错误,即是认识的错误,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
“我们的胜利只有7年。我们的政权专政的职能,即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只剩下10%了。由于没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专政的范围缩小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其次,是保护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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