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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 连载591

时间:2020-09-26     作者:东方直心   阅读

毛泽东大传 连载591

 

 

毛泽东在八大期间,每天下午都要像这次一样在政协礼堂主席团休息室会见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一个下午一般是两个代表团,有时是3个。每次会见,少则1个多小时,多则3个小时。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一共会见了2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会见结束后,他又常常接着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直至深夜。其紧张而繁重的工作情况由此可知。
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说:
“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候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
9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以乌布利希为团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乌布利希说:
“第8次党代会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不仅了解了中国,并且对我们是一种鼓励和支持。你们在经济、哲学问题的提法上很有趣。”
毛泽东说:
“要互相参考。只可参考,不可硬搬,好像我们不能硬搬苏联一样,硬搬就危险,我们曾经硬搬而吃了大亏。”
乌布利希说:
“我们的道路相同,而走法不一样。”
毛泽东说:
“方向是一个,内容是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90%。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
这次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有意同时会见了苏联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和波兰第一书记奥哈布。
原来,在1956年的早些时候,波兰共产党改选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要求让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进入波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他说只有这样人士变动,苏联才能接受。但是,波兰共产党抵制了赫鲁晓夫的干涉,哥穆尔卡当选为第一书记,罗科索夫斯基落选,未能进入政治局。赫鲁晓夫紧急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党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要求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了莫斯科,向赫鲁晓夫转告了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商量意见,即苏联对东欧国家是不是可以采取一项根本的政策,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让他们自己来搞,不要干涉他们,不仅对波兰、匈牙利,而且,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都满足他们独立自主的要求。在军事方面,可以主动撤回驻在那里的苏军,华沙条约可以和他们商量,问他们是否要华沙条约,一是完全不动,二是撤军,必要的时候再去。三是完全不要军队。刘少奇说,毛泽东提这个意见,是要跟苏联同志商量,看怎么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巩固苏联同东欧国家的关系,巩固华沙条约,帮助苏联同志取得群众拥护。这是我们的好意。社会主义国家目标一致,大方向都一致,首先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不是以大压小、以大国控制小国关系,那样的话,团结反而搞不好。结果,赫鲁晓夫完全把毛泽东的建议当作了耳旁风。
毛泽东这次召见苏联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和波兰第一书记奥哈布,首先谈到了抗美援朝前夕的情况,他说:
“战争(指朝鲜战争——笔者注)开始后,我们先调去3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5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说:
“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
接下来,毛泽东在交谈中明显偏向波兰,甚至还赞扬被苏联诅咒的哥穆尔卡。他半开玩笑的对奥哈布说:
“中国也有哥穆尔卡,但绝不会把他开除出党,仍把他留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尽管总是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经常征求他的看法。好像不谋而合。中国和波兰一直是好伙伴。我们对此很满意。”
坐在一旁的米高扬越听越有气。奥哈布受到毛泽东的鼓舞,也不客气的大胆的就“波兹南事件”批评了莫斯科。米高扬不同意奥哈布对“波兹南事件”的分析。奥哈布反驳说:
“波兰人比苏联人更清楚波兰正在发生的事情。”
米高扬大发雷霆,他说:
“发表如此反苏言论的人,只能被当作敌人来对待,这也适用于那些喜欢听这样宣传的人。”
奥哈布感到很难堪,与毛泽东握了握手,离开了毛泽东的房间。这时候,毛泽东也和奥哈布一起走了出去,米高扬被冷落在那里。气急败坏的米高扬没有继续参加“八大”,当天就乘飞机飞回了莫斯科。
9月24日晨5时,毛泽东致信杨尚昆,要他通知各代表团团长和各小组组长,立即阅读由陈伯达、胡乔木起草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并于下午2时以前,各小组开会讨论一次,由秘书处将修改意见汇总送交胡乔木,再作修改。
这天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关于对斯大林的批评,他说:
“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互相骂架。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毛泽东应南斯拉夫客人的要求,回答了中国的前途问题。他说: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到100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的发展下去。”
9月25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也是我们的对头,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美帝国主义要干涉我们比干涉你们是困难一些。美国离我们很远,这是一种因素。但是,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很长,伸到我国的台湾,伸到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等地。美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冰岛、西德都驻了兵,在北非和中近东也有它的军事基地。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每砍断它的一只手,我们就舒服一点。”
接着,毛泽东重点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最后强调说:
“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的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好处,为什么是成功之母?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
9月26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于哥夫率领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他问客人:
“你们觉得这个会怎么样?”
于哥夫回答说:
“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毛泽东说:
“时间开的太长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11年时间(从1945年的七大到这次八大——笔者注)是很长,斗争很丰富。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
9月26日晚10时30分,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讨论政治报告决议草案和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这次会议一直开到27日凌晨1时55分才结束。
9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在决议草案的封面上给胡乔木写了一个批示:
“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5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
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就是在这个期间,陈伯达、胡乔木急急忙忙将经过修改的政治报告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见决议稿上又增加了一句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此时离八大闭幕式开会只有1个小时了,他略一沉吟,就同意印发了。
关于决议中临时增加的这一句话,据胡乔木在1980年10月9日回忆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州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
据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州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再说这天下午,八大会议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1945年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句话,在新党章中删去了。整个八大都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
在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选出了97位中央委员和73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
王稼祥、王明、李立三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本来,王明早已在1956年1月又以治病为由再次去了苏联,从此一去不复返。他因为对毛泽东一直心怀不满,所以在苏联经常写诗词批评攻击毛泽东。可是,毛泽东对王明仍然采取团结的方针,他在“八大”上多次做工作,才使许多代表投了王明的票,以至于王明在缺席的情况下,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然而,王明并没有因此而感激毛泽东的宽宏大量,反而骂毛泽东骂得更凶了。在他撰写的《中共五十年》中,全面系统的歪曲、篡改中国共产党历史,污蔑毛泽东,为自己的错误翻案,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无中生有的造谣说毛泽东多次谋害他,企图加速他的死亡。后来,王明终于在1974年3月27日死于苏联,在他死亡的前4天,他还在写文章,大骂毛泽东。
与王明相反,李立三在大会上将自己准备发言的稿子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就批示说“可用”。于是,李立三在大会上发了言,他深刻的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的错误,讲述了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深切体会,表达了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感激之情,决心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
后来在1958年初,身为工业部副部长的李立三,深入工厂调查研究,发现了鞍钢总工程师马宾等人总结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作经验,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李立三对这一经验非常重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提法,也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批示在全国进行推广。
马宾,原名张源,1913年出生于安徽省滁州市,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科长(经历过皖南事变)、射阳县委书记(陈云曾为其撰写《学习马宾式群众工作方法》的社论)、松江省军区民运部部长、哈东地委书记、辽宁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部长等职。他在东北解放后,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1956年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归国后任鞍钢总工程师。
再说9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同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乔治乌一德治的谈话中,提到了李立三在八大上的发言,他说:
“前几天在会上的发言,很受外国同志的欢迎,民主人士听了很欣赏,犯过错误的同志听了也高兴。他的错误也有破坏作用和教育作用两面,现在剩下的也只有教育作用的一面了。”
毛泽东提起了1949年2月他会见米高扬时的谈话,他说:
“我们曾经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
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
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林彪  邓小平 林伯渠  董必武  彭真  罗荣桓  陈毅  李富春  彭德怀  刘伯承  贺龙  李先念
政治局候补委员有:乌兰夫  张闻天  陆定一  陈伯达  康生  薄一波
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邓小平
全会还选举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书记有:邓小平  彭真  王稼祥  谭震林  谭政  黄克诚  李雪峰
候补书记有:刘澜涛  杨尚昆  胡乔木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全会结束后,从不愿打扰毛泽东的王稼祥就去找毛泽东,他说:
“主席,请把我在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的职务,让给比我更有贡献的老同志、好同志。”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
“稼祥同志,你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当一名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完全应该的,你就不要谦让了。”
王稼祥继续申述自己的理由,他说:
“在政治上教育我挽救我,使我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解脱出来的是党;我负伤以后,又被从死亡线上抢救下来的还是党;长征开始时,‘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曾想把我抛弃,但是后来终于被抬着上了路,使我再一次死里逃生,并且一直活着和健康的成长着,仍然是党!而我奉献给党的,根本比不上党所给予我的,我觉得有负于党。”
毛泽东见王稼祥坐着不动,笑着问:
“你今天找我,还有别的事吗?”
王稼祥说: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毛泽东说:
“既然这样,你也就不必再谈了!”
9月29日,毛泽东会见了南共联盟代表团的维塞林诺夫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工业虽少,但总算大国,所以就有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过几年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将来中国如果要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要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
9月30日下午,印度尼西亚有“独立之父”之称的总统苏加诺应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北京西苑机场迎接苏加诺。
早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建交以后,印度尼西亚第1任驻华大使莫诺努图,拜访毛泽东并向毛泽东递交国书。那天上午10时,莫诺努图在紫禁城的朱红大门前,受到中国礼宾司司长的欢迎,乐队奏起中国和印尼国歌。莫诺努图的6名随从留了下来,被领进另一个房间,去喝香槟、吃中国甜点心。莫诺努图被领进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厅。大厅两旁摆着明代瓷花瓶,一条巨大的红色地毯铺在中间。莫诺努图穿过大厅,一扇门轻轻打开,他走进装饰相同的第2个大厅。这时,又一扇门打开了,毛泽东就站在那里,他高大、沉着、慈祥。
在接见外国大使前,罗瑞卿见毛泽东穿着浅色衣服和一双棕色皮鞋,就说:“主席,你还是换上深色衣服和黑皮鞋吧。”
毛泽东问:
“为什么?”
罗瑞卿说:
“按照国外惯例……”
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不肖地说: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按国外惯例呢!”
毛泽东宁可不经意的穿着旧衬衫、旧裤子。最后,他还是接受了一种折中方案:穿中山装和棕色皮鞋。
毛泽东接受了大使递交的国书。一直陪同在旁的周恩来,把大使领进隔壁的房间。在房间里,毛泽东和莫诺努图就爱国主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例行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起身离去。莫诺努图随着周恩来从另一个门走了出去。
且说9月30日下午2时,苏加诺的座机在北京西苑机场徐徐降落,他迈出舱门,走下舷梯。毛泽东迎上前去,和苏加诺亲切握手。苏加诺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们互相拥抱,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毛泽东把他身边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苏加诺一一作了介绍。机场上奏起两国国歌,毛泽东陪同苏加诺检阅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和苏加诺登上敞篷帕卡德轿车,缓缓驶出机场。从西苑机场到新华门,20公里的道路两旁有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毛泽东面带微笑,挥动右手向路边欢迎苏加诺的群众们致意。苏加诺也微笑着向群众做手势。欢迎的人群站在离敞篷车5英尺远的路旁抛撒着鲜花。路两边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而那些漫步而行的警察并不阻拦他们。
下午6时,稍事休息后的苏加诺一行由周恩来陪同在中南海勤政殿拜会毛泽东。宾主落座后,毛泽东开门见山的对苏加诺说:
“万隆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议,万隆会议真了不得。一年多来,整个世界都有很大变化。你感觉到这一点没有?”
“是的,的确如此。”苏加诺肯定地说:“我不论到哪里,大家都提到万隆会议。”
毛泽东说:
“读了你在美国的演说,我们都特别高兴。在那样的国家,讲那样的话,非常好。你代表了整个亚洲。”
毛泽东所说的演说是指苏加诺不久前在美国国会讲坛上发表的严厉谴责现代世界殖民主义罪行的演说。苏加诺见毛泽东如此赞赏他,便自信地说:
“我也认为我是代表亚洲说话的。”
“实际上,你是代表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他接着问道:“美国的招待还好吧?”
苏加诺回答道:
“一般的说,美国人欢迎得还是相当热烈的。但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大多不高兴。因为我说的话,是他们不喜欢听的。不论他们喜欢不喜欢,事实我还是要说出来的。在美国不论走到哪里,都有记者问,印尼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的回答是坚决的,中国必须加入联合国。我们还补充说,联合国如果没有代表6亿人民的中国参加,就变成了演滑稽戏的场所。”
毛泽东又问:
“你认为中国加入联合国,是早一点好,还是迟一点好?”
“越早对联合国越好。”
苏加诺不假思索的回答。毛泽东却不紧不慢地说:
“我们曾经想过另外一方面,不参加也不坏。”
“印尼认为,越早越好。”
“早参加,迟参加,这两条我们都要准备。” 
苏加诺说:
“很想了解主席的想法。”
毛泽东说:
“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我们迟一点在国内给它们合法地位,就好一点。”
苏加诺说:
“但是,问题是这3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抱有坏的企图,如果在联合国里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参加,那么,帝国主义国家会更猖狂。帝国主义国家想控制联合国,中国参加了以后,就可以反对他们控制联合国的企图。”
毛泽东说:
“迟一点加入联合国,主要是台湾问题。6亿人民的代表没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分析道:
“现在我们是大国,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6亿人口。人家看不起我们,而且它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解除禁运的问题也是如此。我们天天要求解除禁运,但是迟一点解除也可以。实际上,最好是再迟几年解除。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好多东西,无非是一些苹果、花生、猪鬃、大豆。不解除禁运,我们也睡得着,吃得饱。因此,何必急呢?对待美国要有两条,一条是坚决斗争,一条是不要着急。
你认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3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剩下来的,只有小半个欧州,半个美洲,一个澳洲。它们不赞成我们,我们准备等候它们100年。对我们来说,最好再等五六年。6年之后,我们的第2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最好是等11年,那时候我们的第3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到那时候,解除了禁运,承认了中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然后他们到中国来一看,他们会后悔的,也就是说,它们发现已经无能为力了。主动权始终在我们手里,在朋友手里。
至于台湾的前途,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通向华盛顿,另一条是通向北京。根据整个国际局势,第一条路走不通,终有一天,美国会出卖台湾,他们将被最亲密的朋友抛弃。我们要同他恢复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第三回呢?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让你知道这个底子。”
苏加诺听罢毛泽东这一席话,非常钦佩地说:
“主席的话很有道理,很实在,也很好理解。”
是日晚,毛泽东和苏加诺一起出席了国务院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席间,苏加诺和毛泽东先后举杯致了祝词。苏加诺还与毛泽东开玩笑说:
“在抽烟方面,毛主席堪称第一,从抽烟中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想起周恩来给他介绍的苏加诺爱吃辣椒的生活习惯,于是手举着香烟,望了周恩来一眼,说:
“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我是湖南人,但在吃辣椒方面,我就不如苏加诺总统,因人各有长处嘛。”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宾主开怀大笑。
1956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天安门举行盛大国庆典礼。毛泽东和苏加诺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上。
一阵礼炮轰鸣过后,由50万各军兵种和群众组成的16排纵队的游行队伍,冒雨在广场上接受检阅。在天安门上空,国产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机呼啸而过;毛泽东自豪地对外国朋友说:
“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
广场上,隆隆坦克、如林枪支、喧天锣鼓。运动员翻着筋斗。游行的人们一会儿挥舞彩扇,一会儿又举起鲜花或标语,人海花海,令人目不暇接。
毛泽东在休息期间,亲切接见了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茅以升及其家人。
毛泽东在城楼上休息室里对刘少奇说:
“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上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
毛泽东认为,现在提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又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以要努力发展经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刘少奇没想到八大刚刚结束,毛泽东这么快就提出了政治报告决议里的问题。正像王光美后来所说的那样,刘少奇听毛泽东如此一说,表现出十分震惊。他说:
“哟,《决议》已经通过了,那怎么办?”
刘少奇又说:
“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太匆忙,”“没有时间去修改。”
毛泽东知道,大会一旦通过,这个决议就将会字字如镂,不可更改了。
欲知毛泽东何时改变八大政治报告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待以后慢慢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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