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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 连载592

时间:2020-09-27     作者:东方直心   阅读

毛泽东大传 连载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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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话说1956年10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兴致勃勃的观看了焰火,回到中南海已经10点多了。他稍事休息后,在颐年堂会见了杜克洛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他问杜克洛道:
“你在中国还要待一阵?”
杜克洛回答说:
“去广州、上海。返北京后回法国。满脑子里装满了你们的东西。”
毛泽东说:
“中国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杜克洛说:
“有意思的东西很多。”
毛泽东说:
“中国的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
杜克洛说:
“中国人民的力量超过了这些任务的重荷。”
毛泽东说:
“从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你们是先有了工业和无产阶级,再革命,等到你们革命胜利了,东西是现成的。我们就不同。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是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
杜克洛说:
“这样的情况比一般人想象的会早一些,目前政府的政策正在破产?”
毛泽东又问道:
“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
杜克洛说:
“法国资本家也很着急。”
毛泽东说:
“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提供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
杜克洛说:
“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可以转弯抹角的搞一些,不过美国还在阻碍。”
毛泽东说:
“现在瑞典已经答应替我们设计、准备、安装造纸厂。”
杜克洛说:
“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的工作。”
毛泽东说:
“请帮助。”
这次会见结束时,已经是10月2日凌晨2时35分了。
后来尽管由于美国的阻挠,直到1964年1月中法建交后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才得以逐步实现,但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依然像他以前的一贯做法一样,时刻要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也不失时机的努力寻求外援,甚至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而后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颠倒黑白,称之为闭关锁国,岂不是胡说八道? 
正是:毛公一生,从不保守;青史昭昭,天地可鉴。
自力更生,立为根本;科技引进,早着先鞭。
再说10月2日晚,毛泽东举行盛大国宴,招待苏加诺总统一行。他在讲话中称赞印度尼西亚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热情歌颂印尼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伟大斗争;还高度评价了苏加诺在万隆会议及国际事务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并且说,中国和印尼必须团结起来,使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彻底破产。
苏加诺在讲话中颂扬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不是新朋友,已经相识了几百年,有着共同的经历和苦难遭遇,曾经互相支持和同情,两国在各自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中都具有许多共同点,今天和明天为我们提供了相互联系的条件。他还说,此次访华确定的两国友好关系的任务不难完成。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祝两国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
国宴结束后,毛泽东邀请苏加诺一同欣赏著名京剧艺术家谭富英、裘盛戎等人的精彩表演。
10月4日,毛纯珠在京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起毛碧珠的生活情况,得知他已经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十分高兴,当即给他写了一封短信,托毛纯珠捎回去。信中写道:
笔珠兄:
纯珠兄来说你已加入了合作社,甚为高兴。望你努力工作,顺祝
安康!
毛泽东
1956年10月4日
前文已经说过,毛碧珠又叫毛笔珠,系毛宇居、毛智珠的胞弟,土改时被勉强划为富农成份。毛泽东此信话语不多,余意不尽。毛智珠看后感激涕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0月6日,苏加诺一行将要离开北京到中国其它地方去访问,毛泽东一大早就去了机场,为苏加诺送行。在机场上,毛泽东与苏加诺握手话别。苏加诺盛情邀请毛泽东访问印度尼西亚,他还说:
“我希望不久就在印度尼西亚见到你,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等待着你。”
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在送走苏加诺后返回的路上,警卫车辆在前面先过去了,当司机周西林开着车子行至阜成门外时,毛泽东突然对他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和秘书高智(一说是罗光禄——笔者注)说:
“快7点钟了,肚子饿了,想吃饭。”
高智知道毛泽东工作了一个通宵,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又忙活了一大早,确实应该吃点东西了,便说道:
“主席,不远了,快进城了,咱们回到家,别的什么也不搞,先吃饭。”
毛泽东拿着李银桥给他点上的烟,吸了一口,拉长声调说:
“不!找一个饭馆,到饭馆里面去吃。”
高智见他态度坚决,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就说:
“主席,听罗部长说过,新街口有个陕西羊肉泡馍馆子,我们去吃羊肉泡馍吧?”
“好!”
毛泽东高兴了。高智对周西林说:
“老周,你逐渐减速,把车子开慢些。”
周西林放慢了车速,前面的车子见毛泽东的车慢下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就停下来等候。待两车渐渐靠近,周西林将车停了下来,高智拉开门准备下车。毛泽东问:
“高智,干什么去?”
高智说:
“咱们去吃羊肉泡馍,得先有人去看看,安排一下。”
毛泽东“哦”了一声,交代高智说:
“到了饭馆不要说是什么人,免得警察把人们赶走。”
说罢就继续抽烟。高智见坐在前面车子里的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和王荫清跑了过来,就走上前对他们说:
“主席要去新街口吃羊肉泡馍,请你们赶快去安排一下。注意,一定不要把吃饭的群众撵走,安排好就在门口等着,找个适当的地方停车。”
王敬先、王荫清应声去了。李银桥和高智看看街上行人不算太多,便指挥着周西林尾随前面的车辆,停在了一家普通的饭馆旁边。警察一看来的车辆,知道是大首长的车子,马上指挥其它车辆让开了。毛泽东带了个口罩,在王敬先和王荫清的引导下,和一左一右的李银桥、高智一起径直往里走。正在吃早点的群众,各人低头吃着喝着,谁也顾不上看看新到的这几位不速之客。店主人热情的招呼他们在里间的桌子上用餐,并手脚麻利的先为客人沏上茶。李银桥见饭一时还上不来,就为毛泽东点了烟。毛泽东吸了一口,随口问道:
“你们现在工资多少啦?。”
“不到100。”
高智小声回答。毛泽东说:
“都不少啦,现在老百姓还达不到。”
此时高智是行政16级,100元钱可以养活七八口人。说话间,羊肉泡馍端上来了。毛泽东端起一碗说:
“我吃不了这么多。”
高智用筷子把毛泽东碗里的馍给李银桥和自己拨了一点,毛泽东便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还边吃边问道:
“这羊肉泡馍多少钱一碗?”
邻桌的一位顾客随口答了一句,连头也没有抬。等毛泽东几人吃完饭,算账时才发现谁也没有带钱。高智只好和店主人商量说:
“实在对不起,我们是在路上临时决定吃饭的,没带够钱,明天一上班,我就送来,行不行?”
此时物价便宜,几碗羊肉泡馍也才只有6元3角9分钱。店主人连连答应说:
“行,行,没问题,你们走吧!”
这一餐,毛泽东吃得很满意,享受到了与群众共同生活的乐趣。
1956年的国庆节刚过不久的一个下午,有一辆黑色轿车驶进湖南长沙中南矿业学院,在文风良家门口停下来,车上下来两个人,问道:
“这是文风良同志家吗?”
文风良连忙答道:
“正是。”
“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位老人在家吗?”
“他们今天游麓山去了,等会就回来。”
“我们是省委交际处的。北京中南海来电:毛主席欢迎文涧泉3位老人去北京,并请你护送他们赴京。请你转告3位老人,让他们做好准备,明天上午我们开车来接。”
文风良,生于1922年,系文运昌之次子。他于194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中纠察队,任第2大队6中队政治指导员。后转到地方工作,参加了土地改革和组织农会等工作。1951年9月入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年后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工作。
此前,在国庆节前夕,文涧泉和文梅清来到中南矿业学院侄儿文风良处,邀请他父亲文运昌一道去北京。文风良婉转的劝道:
“毛主席是一国之主,他老人家日理万机,工作很忙,如果你们像农村串门一样,经常去打扰他老人家,这恐怕有些不妥。再则,你们即使要去,也应该先取得他老人家的同意。否则,不就成了不速之客。”
文风良如此一说,3位老人顿时沉默了。少顷,文涧泉用征询的口气说:
“风良,你讲的都在理,可是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到了这里,难道要我们扫兴而归不成?”
文风良见他们不愿就此罢休,便劝文涧泉、文梅清先住下,自己先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待到有回示后再定行止。文涧泉兄弟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文风良不揣冒昧,寄出了他平生第一次写给毛泽东的信。文风良没有想到一星期后,毛泽东就来了邀请。
第二天上午,天高气爽,风和日丽。两辆轿车来接文涧泉4人,他们赶忙把送给毛泽东的礼物带上了轿车。这些礼物有:一条10多斤重熏得金黄金黄香喷喷的腊鱼,几瓶永丰辣酱,几斤衡阳豆豉和几包韶山清茶。
两天后,文涧泉一行4人到了北京,住进了西郊宾馆。他们先是由中央办公厅秘书派人陪同,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后来,毛泽东在颐年堂会客厅接见了他们,王季范也在座。毛泽东说:
“今天,我请你们来,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想通过你们了解一些农村的情况。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6亿人口,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
毛泽东点了一支香烟,接着说: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如果农业搞不上去,怎么能解决吃饭问题呢?因此,只要我们把人民的吃饭问题解决好,那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吮了吮嘴唇,问表兄文涧泉说:
“今年你们那里的粮食收成如何?”
“托主席的福,今年的收成很好,亩产比往年都高。只是6月欠雨水,旱情比较重,唯有车水救禾。你晓得唐家圫前面的6亩大丘,是有名的‘干鱼脑滩’,从我家屋门前塘里车水上6亩滩,要4、5道车才车得上水。我们日夜轮班车水,硬是屁股都磨起了泡!”
毛泽东听后,对旁边的两个女青年说:
“你们听到没有,农民种粮,付出的是辛勤和汗水,要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啊!这位老人所讲的,是你们书本上难得找到的东西。”
毛泽东又问文涧泉说:
“你们那里合作社的情况如何?”
文涧泉说:
“农民对合作社都非常拥护,我们那里大多已由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
“农民的生产情绪怎么样?”
“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不一致。”
文梅清插话说:
“如果是以时记工,有的人磨洋工,出勤不出力。如果是定额记工,就省事图快,只顾工分不顾质量。这样对增产增收大有影响。”
文运昌接过话茬说:
“这样的人如果是少数,还不要紧。俗话说:‘三勤一懒,懒也会仿’。如果这样的人是多数,那就成问题了,所谓‘三懒一勤,勤也会懒’,所以,能会不影响生产么?”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所说的这个问题,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曾说过:‘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这要通过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来提高农民的觉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和发展农业生产。”
他又问:
“农村生猪发展情况如何?农民有肉吃吗?当前肉猪、架子猪和仔猪的行情价格如何?”
文涧泉回答说:
“近年来农村生猪生产发展很快,生猪存栏数逐年增加,行情稳定,价格合理,农民吃肉已不成问题。”
文运昌也说:
“今年4月的猪肉吃不完,他们加工成腊肉运到长沙来销售,可先登记称肉,再分期付款。我家都称了几十斤哩!”
毛泽东感到很满意,爽朗地说:
“生猪生产应该加速发展。不是说猪多肥就多、肥多粮就多吗?”
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香烟,说道:
“我也种过田,种田就要肥料。猪、羊、牛和家禽的粪便就是上乘肥料,它既能改良土壤又能促进植物生长,所以,要大力发展养殖业。现在农民在秋收后种油菜和绿肥的积极性如何?农民在稻田里种荞麦、拖泥豆,在田边种花豆等杂粮作物,既不占全地,收获又可观,现在还种吗?”
文涧泉和文梅清都说:
“如今推行双季稻,拖泥豆不种了,其它仍继续播种。”
毛泽东含笑道:
“常言道:‘菜好半年粮’。所以,对各种杂粮的生产,要大力提倡,不能使田地荒芜。我记得你们那里的芭蕉潭上有一片油茶林,现在还有吗?”
“还有,并且依然生长得很好,每年茶仔收入可不少。”
毛泽东点点头说:
“油茶是多年生的油料植物,不似油菜一年一度,只要管理得法,年年有收。所以,有条件的山区和林区可大力发展。”
毛泽东和文家诸位亲人的谈话已经过了3个小时,一位工作人员走到他跟前说:
“晚餐已准备就绪,请主席和客人就餐。”
毛泽东随即起身,招呼大家入席。于是,文涧泉等人随毛泽东步入餐厅。餐桌上摆满了清蒸鸡、红烧肉、黄焖鱼、炖羊肉、海鲜、鱼肚片、鱿鱼、香菇、寒菌、玉兰片、辣酱等菜肴,还有茅台酒和葡萄酒。
酒过三巡,王季范站起身来,提议大家举杯,祝毛泽东长寿。毛泽东亦起身举杯祝各位表兄长寿,祝大家健康。饮罢酒,毛泽东指着碗里的饭,问工作人员:
“这米是不是四川来的?”
工作人员说:“是。”毛泽东点头称好,说:
“你可以告诉他们,就说是我说的,这米质地好,可以推广。”
饭后,客人们拥着毛泽东回到会客室,有的品茶,有的吃水果,无拘无束,谈论着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毛泽东忽然想起家乡韶山的仙女峰,便问起山上那座石庙的情况。文涧泉说:
“石庙早被拆毁了,现在只有些残留石壁。”
毛泽东甚感惋惜,又问道:
“韶山的几个庵子还在不在?比如西边的莲花庵,东边的慈悦庵,仙女峰下的仙女庵。”
文涧泉和文梅清说:
“这几处庵堂,在土改时,作为住房分给了附近的农户,改动改建,拆的拆迁,因此原貌已不存在了。”
毛泽东说:
“其实这几处也可算是韶山的名胜。各处地势较好,周围古树参天,山泉潺潺,曲径通幽,晨钟暮鼓,响彻群山,风景蔚为壮观。”
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问:
“过去农村作兴在正月耍龙灯、狮灯和花灯,现在还搞吗?”
文梅清说:
“为了闹新春,有的地方仍然作兴,有的地方不搞了。”
毛泽东说:
“其实玩民间传统灯的意义不仅是闹新春,还可以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盘龙舞狮还有不少艺术性呢。”
10月12日晚,毛泽东会见了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副主席申特尤尔茨为团长的妇女代表团,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也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在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百分之十二是妇女;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十七。在北京、上海、天津3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二十。
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百分之五十。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什么坏处。这个目标只能在全世界不打仗了,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时生产有了高度的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才可以完全实现。不尊重妇女权利的情况,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后才开始的。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前,有一个女权时代,妇女是占统治的地位,听说那时候她们不需要打扮,而相反的男人却要打扮,以获得她们的欢喜。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会见将要结束了,申特尤尔茨真诚的对毛泽东说:
“感谢毛主席今晚的接见,我们能有机会同你谈话,觉得很高兴。在中国期间,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看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看到了工人们高度的热情。你们对工人福利的关怀,对母亲和孩子的照顾,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是到了一个友好的和同志般的国家,在各地受到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的热烈欢迎,就好像置身在老同志和老战友之间。”
波波维奇也说:
“我也要感谢毛主席和其他在座的同志们。每一个南斯拉夫的代表团来到北京时,毛主席总是予以接见,南斯拉夫政府的领导人和人民深切感谢毛主席这一盛情的表示,他们非常懂得这种表示的意义。”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18日到京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参加了会见。毛泽东对苏拉瓦底说:
“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亚非各国,根据万隆精神,都应该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的关系。”
毛泽东对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巴格达条约即1955年2月在巴格达签订的《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等国于同年相继加入——笔者注)表示了中国的态度,他说:
“我们原来希望你们不参加这两个条约,但是你们已经参加了,没有办法。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只能作为朋友提出建议,不能干涉,无权告诉你们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我们建议你们不反对中国和印度,而且对整个亚非地区国家都以团结为重。”
10月20日上午,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接到中央办公厅会议科通知,要他列席下午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吴冷西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什么,但他想起最近几天的国外动态有些反常:从10月17日开始,外国通讯社就传说,苏联与波兰关系骤然紧张,苏军在波兰边境调动频繁,正向波兰东部移动,苏联的波罗的海舰队也正向波兰海域前进,华沙空气非常紧张。10月18日,杨尚昆打电话告诉他说:新华社要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消息,迅速报告中央。自此,吴冷西及新华社各有关部门一天24小时值班,一有重要消息,马上报告总理办公室和中央办公厅。吴冷西估计这次政治局会议与此事有关。于是,他马上到参考资料编辑部了解最新消息。
下午3点钟,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除了长期因病请假的林彪、林伯渠、刘伯承、康生外,全部到会;王稼祥、胡乔木、杨尚昆、田家英和吴冷西列席了会议。与会者正谈论着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毛泽东穿着睡衣缓步走进颐年堂,落座后,一讲话就开门见山,他说:
“苏共中央给我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说波兰反苏势力嚣张,要苏军撤出波兰。苏联根据华沙条约有权驻兵波兰,有义务保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继续发展,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苏共在通知中表示想知道我们党对此有何意见。看来,苏联要对波兰实行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情况很严重,很紧急,所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苏共中央。”
毛泽东说罢,回过头问吴冷西:
“有什么新消息?”
吴冷西报告说:
“今天收到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说波兰军队已动员,保安部队也处于紧急状态,华沙工人也纷纷拿起武器。同时,从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传出消息说,除苏联军舰已到达波兰港口格但斯克港外,原驻在苏联西部和民主德国东部的苏军也在调动中。”
毛泽东听了,说道:
“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毛泽东一说完,与会者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严重事件;有人说,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尽最大努力加以制止;有人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向苏共中央发出严重警告,表明我们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
正在此时,吴冷西接到他的秘书从新华社打来的电话,说外国通讯社报道:苏联一个代表团到达华沙与波兰谈判。吴冷西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事不宜迟,我们应马上警告苏方,坚决反对他们对波兰动武。”
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说:
“会议到此结束,马上约见苏联大使。胡乔木、吴冷西留下作陪。”
胡乔木见毛泽东仍旧穿着睡衣,就说:
“主席,您是不是换上中山装?”
毛泽东说:
“就这样也没什么关系!”
大约有半个小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被召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里。毛泽东和尤金是朋友,过去两人多次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尤金见毛泽东穿着睡衣,表情严肃,预感到这次紧急召见非比寻常。他刚一坐下,毛泽东就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的政治局刚才开过会,讨论了你们中央发来的通知。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去办。”
尤金满头大汗,连声称是,迅速退走了。毛泽东转对胡乔木、吴冷西说:
“你们也没事了。新华社要密切注意情况发展,有新消息随时报告。”
10月21日,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和波兰党中央的会谈。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波兰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出席会议。
零时45分,毛泽东紧急约见尤金,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座。毛泽东答复尤金说,我党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代表团,于23日前往莫斯科。代表团的任务是调解。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是: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同苏共或波兰党会谈,不参加他们两党会谈。
10月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
“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去,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尤金立即通过电话将毛泽东的谈话报告给赫鲁晓夫。
10月23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
“斯大林是要批评的,但是批评的方法,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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