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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 连载611

时间:2020-10-24     作者:东方直心   阅读

毛泽东大传 连载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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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只要路线正确,贯彻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建设速度是客观的,凡是能办到的要争取,办不到的不要勉强,要波浪式的前进。急与缓是对立的统一。”
话说1958年2月18日,即旧历年的大年初一。《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中的中心任务》的社论。社论中说: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贴出了25万张大字报;北京市31个企业20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出了20万张大字报,提出43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
2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中央委员,还有中央各部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计119人。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南宁会议精神和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此前,毛泽东在2月17日给刘少奇的信中曾说: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话休絮烦。
且说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一开始就说:
“今天的会议就叫团拜会。”
接着,他说:
“我们在南宁开会,有华东、中南、华南3个地区的人参加。东北找了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们准备到成都,大概是3月上旬,去谈一谈。因为《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年要抓4次。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
“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1956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这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1956年夏季就来一巴掌。11月二中全会以后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挡。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
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利害,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些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接下来,毛泽东着重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
“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
他还说:
“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的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中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毛泽东最后说:
“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大家对《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发表了意见,同意下发征求各省和各部门的意见。
陈云在发言中就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财贸工作中,对毛主席和政治局采取了“倾盆大雨”和“本本主义”的办法。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讲话,回顾了《农业四十条》的形成过程,他说:
“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提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2次杭州会议(指毛泽东1956年1月3日至9日在杭州召开的会议——笔者注。)才形成四十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有各省同志参加,中央也有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9月三中全会,大家觉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见,加以修改,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
据陶鲁笳回忆,毛泽东还说:
“写一个文件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写不出来的。《农业40条》是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七议八议议出来的。其中只有1条‘除4害’是我的,其余都是别人的。”
毛泽东又谈到了《论十大关系》,他说:
“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1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个大事。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下面比较活泼,中央部门中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就多些。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
他还谈到了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起草过程,他说:
“那个东西在访苏前就开始写了,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工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毛泽东再一次肯定了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还说:
“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那么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1956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
2月20日,也就是在正月初三这一天,毛泽东给杨开英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1958年2月,43岁的杨开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经人介绍,她与化工部橡胶工艺设计院工程师李辉由相识到相爱,已经结为伴侣,由大连调来北京,在第69中学任教务主任。她的病情也有所好转。
毛泽东看罢信十分高兴,提笔在回信中写道:
友妹:
来信收到,很高兴。结婚了,病也好了,为你祝贺。好像是在1956年,听了胡觉民同志说你又穷又病,曾付一信,并寄了一点钱给你,不知收到否?我还好。江青有一点病。谢谢你的问候。祝你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时注意身体。并问李同志好!
毛泽东
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
“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3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也说过,我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所以,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
1958年初,毛泽东一直惦记着西柏坡乡亲们种稻子直播的事,他给西柏坡村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村种稻技术落后,让农业部邀请他们派人去涿县参观学习,秋后把收成情况直接给他汇报。
西柏坡村党支部看了毛泽东的来信,后来派两个人去学习了一个星期,回到西柏坡后全村所种稻子都改成了插秧。
1958年3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经西安,于下午飞抵成都。这是他第一次到成都来,准备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个习惯,他在外出时总是喜欢随身携带几大箱子的书籍,而且他每到一地,还要借一些地方志之类的书籍来看。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还要兴之所至的下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不喜欢刻意安排的视察活动。这不仅是出于他那无拘无束的个性,更主要的是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真实的情况。毛泽东这次到了成都,立即借来了《四川省志》、《蜀本记》、《华阳国志》等书籍。以后他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边读边在书上批、画、圈、点。
3月5日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的去郊区农村察看了庄稼的长势。他听说成都量具刀具厂就在附近,提出要去看看,还交代说:
“不要告诉工厂党委了,他们很忙,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只看一个车间就走。”
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量具刀具厂备料车间主任王站明,正趴在那儿写材料,一个工人跑来说:毛主席已经到了车间门口。王站明不相信,他说:毛主席怎么可能到我们这儿来?工人说:这是千真万确!王站明这才慌了,急忙跑出门去,只见几辆小汽车果然停在车间门口,毛泽东穿一身银灰色制服站在那里。王站明迎上前去,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含笑问道:
“你是车间主任吗?”
王站明说是。毛泽东说:
“我看看你们的车间,可以吗?”
王站明被毛泽东谦虚和气的话感动了,他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点头微笑。毛泽东进了车间,指着正在操作的锻工,比划着问:
“你会干这个吗?”
王站明说:我是车工。毛泽东看着锻工谢钦荣操作着150公斤重的空气锤,一起一落,火红的锻件迸发出火化,四处飞溅。王站明介绍说:这台机床是沈阳制造的,边上那一台大的是太原的产品,都是国产,效率很高。毛泽东听着很高兴,不住的点头。
毛泽东来到调直台前,问:
“这是什么?怎么用?”
王站明一边介绍,一边上台示范操作,旋转上边的把手,把一根微微弯曲的铁棒压直。
工人们渐渐的围拢上来,毛泽东握着一位青年工人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这位工人激动地说:
“我叫吴朝武,今年19岁了。”
毛泽东看完了备料车间,走到铣刀车间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此时,厂党委书记和厂长闻讯也赶来了,毛泽东向他们解释说,怕影响他们工作才没有通知他们。毛泽东看着车间黑板报上的生产跃进保证书,回头问道:
“什么是文明生产?”
厂长回答说:
“文明生产就是要贯彻对机器的维护保养,做到安全、清洁、卫生和生产有秩序。”
毛泽东称赞道:
“很好。”
3月7日下午4时,杜甫草堂的工作人员突然跑来对负责人林延年说:
“快去接待吧,有客人来草堂参观,已经从草堂寺进来了。”
“是哪一位客人没从大门进而从草堂这边过来了?”
林延年一边猜想,一边走向浣花祠甬道,只见有一群人已经穿过了花径,为首一人,身材高大魁伟,踏过小桥,步上柴门的台阶,往工部祠而去。林延年仔细一看,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不由得为之一愣,赶紧往工部祠迎候。
毛泽东看了杜甫草堂题咏的诗句石刻,看了题壁,浏览了祠内杜甫的泥塑、石刻像,然后来到诗史堂,他问林延年:
“这是什么地方?”
林延年说:
“这是诗史堂,是后人为纪念杜甫而修的。”
毛泽东站在诗史堂正中一尊古铜色的杜甫全身塑像前,一面端详着,一面点燃一支烟,慢慢的吸着。他又走进杜诗版本展览室,仔细的观看一部用雪白的宣纸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林延年告诉毛泽东说:
“这是最近上海收集到的版本,发行到成都来的。”
毛泽东问:
“有多少本?”
“发行到成都来的约有10多部。”
“太少了。”毛泽东看了诸多版本后,自言自语地说:“是政治诗。”
他又来到“大廨”前面,在一排栏杆前找了一个带有靠背的“飞来椅”,坐下来休息。他吐着烟,四下环顾,突然又站起身,走到通堂式的敞厅前,看悬挂的一副对联,以轻微的声音念着上联: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他自言自语地说:
“是集杜句。”
接着又看下联,看完了,指着对联,微笑着说:
“好联!”
毛泽东想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忍不住诵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他还笑着说:
“看来,高级知识分子的住宿困难问题,是古已有之的。”
毛泽东又观看了二门和刘备殿的楹联。他对陪同的负责人说:
“你们走在前头,你们年轻,应该多看些。武侯祠内楹联随处可见,以诸葛亮殿前清末赵藩所题最负盛名。”
他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诸葛亮殿前,非常认真的观看着他所说的这幅楹联,还反复吟诵: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第二天,毛泽东派人到杜甫草堂借来了楹联书10余种。
后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还借阅了各种版本杜甫诗集共12部108本。他还为会议期间编印的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集拟题,并亲自校勘稿样。编入的诗词里,有杜甫诗14首。
3月9日,毛泽东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1958年经济发展计划及发展地方工业、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等问题。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大部分常委,政治局部分委员和候补委员,书记处的个别书记,还有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个别省委书记,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阎红彦。后来又增加了王鹤寿、彭涛、滕代远。
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个小别墅里,其他人员住在4层楼的宾馆里。毛泽东想起到会的中央候补委员阎红彦,曾在“七大”期间为反对高岗篡改个人历史,混进中央,受到了刘少奇、任弼时的批评,就专门把阎红彦叫到身边,向他道歉道:
“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10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
他还对身边的人说:
“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
次年,阎红彦便被任命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
且说3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25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这25个问题,可以说是从政治到经济、从理论原则到工作方法都谈到了。但他讲话的重点,仍是放在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判上。毛泽东说:
“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在南宁会议上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用哪一种?我看应采用‘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也就是采用1958年‘大跃进’这个方法好。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10年计划20年搞完,一种方法是10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哪种方法好?是1956年的‘马克思主义’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 
他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说:
“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
由于毛泽东定的调子很高,成都会议一开始就比较紧张。
毛泽东鉴于通县1956年农业生产高指标的教训,在讲话中告诫与会者们说:
“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提出要在一年内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么重。现在跃进,有无虚报和不切实际的毛病?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要提倡实报、喊实,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毛泽东针对河南省要苦战1年,实现458、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的计划,还有辽宁省要在1年内实现3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的计划,说道:
“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误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4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部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5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1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为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1年完成,你也说1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1年,有什么要紧。此事关系重大,我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1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55年,也不是56年,而是57年,不是也蛮好吗?”
“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提倡干部要讲真话,他说:
“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
毛泽东还说:
“报纸如何办?中央、省、专区的报纸如何改变面貌,办得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23条,有跃进的可能。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依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
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了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他说:
“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1950年至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懂得,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
关于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毛泽东分析说:
“1、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2、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的学他们。3、精神上受到压力。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的屈服于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但是,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共产党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的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4、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做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
他又说:
“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5条是主要的。”“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1958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3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8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他说:
“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
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从这一天开始,成都会议听取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汇报,毛泽东在中间有许多插话。在乌兰夫发言时,毛泽东先后插话说:
“蒙汉两族要亲密合作,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要互相相信,不管什么民族,要看真理在谁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人,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哪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同志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进来的。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把他们赶上山。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民族问题。究竟是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首先应当吃共产主义的饭,地方要,但不要地方主义。”
3月15日前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到总路线时,他提醒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2月3日的社论题目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但还不够。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在去年反击右派以后,早就鼓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鼓得够不够,责任在领导。这里有一个数量问题,是鼓起三分、五分还是七分、八分?领导的责任是因势利导,使干部和群众的干劲鼓得足足的。所以,我们的总路线应该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就比较完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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