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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 连载700

时间:2021-01-21     作者:东方直心   阅读

毛泽东大传 连载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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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学生难道没有错?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难道是正确的?你们还追问学生们的后台是谁,后台就是我!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现在又轮到你们,还说没有错?”
话说1966年7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大区书记。
毛泽东在会议上听取了有关工作组问题的汇报。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说:
“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
7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中说:
“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这些人谁了解些?”
“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按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7月25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发表了有关毛泽东7月16日横渡长江的报道和大幅照片,在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地反映。在人们的心目中,毛泽东不像是一位73岁高龄的老人,而像是一位超乎于年轻人的奇人。    
7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12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说:
“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毛泽东在讲话中连续两次点名批评李雪峰,他说:
“你李雪峰说工作组要像救火一样地派下去,你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全部扑灭了,你要干什么?你们决定学生放假搞革命,群众起来了你又往下压,你安的是什么心?”
李雪峰说:
“北大进行了4次大辩论,‘六一八’是否反革命?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
毛泽东说:
“你就是想把群众压下去嘛,什么叫反革命?无非杀人、放火、放毒,学校里出现这些了吗?除了这些人要捕,其余都不捕!写反动标语有什么了不起?就把你们吓成了那个样子!”
刘少奇为李雪峰等人承担了责任,他说:
“如果这个时期北京各大专院校布置运动中有什么错误的话,主要由我来负责。其他同志是没有责任的。”
毛泽东说:
“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4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组是起阻碍作用。张承先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起阻挠作用。”“问题不在于工作组,而在于工作组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
“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西安交大的工作组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打电报,也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
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商量如何搞好文件,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打电报,也可以派人来,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那样怕行吗?所以,西安、南京的报馆被围3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有些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围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人又是无名小卒,说不清问题,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
“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由学校革命师生组成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单位,不能靠工作组。”
毛泽东话头一转,又说道:
“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好,没有阻挡学生到中央。
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去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派的话的。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官僚主义。
“‘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7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批示道:
“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撤销派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
7月26日这一天,中央文革通知李雪峰到北京大学开会。他准时到达后,发现康生、江青等人早已到了。李雪峰悄声问康生:
“今天的会是什么内容的会?”
康生说:
“我也不清楚。”
江青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由学校的两大派别辩论工作组的错误,让一些学生控诉工作组的罪行。
康生也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张承先最大的错误有两个:1、50天来,他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进行阶级教育,这一点是很大的错误。这就是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是不依靠群众的问题,是不走群众路线的问题。2、北大50天来,连一个全校委员会都没有,系里有,可选得不好,是工作组包办代替的,他不是放手发动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组织上都犯了错误。国际歌中是怎样唱的,不是要靠自己救自己吗?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靠自己救自己了呢?毛主席的路线要在实践中证明,张承先讲的是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同志们,我们讲依靠你们,依靠文革委员会,有人说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呢?张承先走了就没有党的领导了吗?北大是执行新市委的领导,还是执行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就看他执行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如果执行就是党的领导,如果不执行,他就不是党的领导。请问:你们对北大的情况了解,还是工作组张承先了解?陆平、彭佩云黑帮是张承先了解,还是你们了解?斗争陆平不是靠几个秘书整理材料,而是靠你们来斗的!下一步要斗翦伯赞、李世雄、冯定,开展和他们斗争是你们了解,还是张承先了解?你们看翦伯赞的书多,还是张承先看他的书多?你们说靠谁斗?靠你们!你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江青接着也发表了一篇倾向性十分鲜明的讲话。最后她提议说:
“欢迎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同志讲话!”
李雪峰面对群众热烈地掌声,毫无准备,不知该讲些什么,他站起来说:
“工作组是党中央派来的!”
江青马上插话说:
“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
李雪峰说:
“你们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提,但应该是抱着善意的同志式的方法来提,因为工作组毕竟不是黑帮嘛。你们不要工作组,工作组可以撤离,也可以留在学校,你们什么时候要揪去批判,我们随时到场”
7月28日,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7月28日下午,毛泽东召见工作小组成员,他说:
“明天北京市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可参加嘛,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一万多人。
李雪峰主持大会,宣布撤销所有的工作组,并作了几句检讨。
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了话。刘少奇说:
“工作组这个方式现在看来不适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所以中央决定撤销。文化大革命要靠你们来搞。靠我们不行。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现在看来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周恩来、邓小平也在讲话中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
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与出席大会的代表们见了面。尔后他告诉刘少奇等人说:
“你们都要到前线去看大字报。不然,没有资格领导运动。”
会后,中央将这次会议的录音发到各省市播放。各地陆续撤销了工作组。
1966年7月底,刘少奇开始写他的检查,题目叫:《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检讨提纲(草案)》。在这份检讨提纲草案中,关于他的履历部分写有这样一段话:
“1936年3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
这一段文字扯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即61人的“叛徒集团”问题。很明显,刘少奇在这里不但把这一事件的责任推给了柯庆施,还推给了当时的中央主管人张闻天和康生,而身为北方局书记的他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不久,这一公案便在党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恐怕是刘少奇始料不及的。
正是:剑走偏锋,一石激起千层浪;招出奇险,城门失火殃池鱼?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外,还有不少列席人员。这些列席人员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有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代表。
邓小平宣布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讨论制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2、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3、补行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的手续。4、通过会议公报。
刘少奇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工作的报告,他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他说:
“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毛泽东插话说:
“怎么会中断呢?”
陈伯达在刘少奇的报告结束后,作了发言,他说:
“派工作组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就要发生修正主义的。”
毛泽东插话说:
“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
陈伯达接着说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毛泽东插话说:
“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8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7月31日,他收到了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于7月28日要江青转呈的6月24日所写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7月4日所写的《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以及他们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毛泽东看后认为写得很好。他在回信中写道: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地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所说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和由彭小蒙同志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地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地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毛泽东的这封信没有直接寄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们,而是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这样,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全中国。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各地更加猛烈地发展起来。同时,这封信一经公布,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待红卫兵的根本对立的态度,也就清楚地摆在了全国人们面前。在红卫兵心目中,毛泽东的形象更加高大,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崇拜更加强烈起来。
更明显的一个重大变化是,自此以后,凡是与工作组和“老文革”对立的反对派“新文革”,都自称为造反派,而把“老文革”称之为“保皇派”。后来,“老文革”和“新文革”两派之间又发展到互相攻讦,都标榜自己是造反派,以至于扩展到社会上,人人都以能够获得造反派的头衔而引以为荣耀。于是,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了。
8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陶铸在文化革命小组中排名在康生之前。后来,中央又在文化革命小组中补充了代表华北局的郭影秋、东北局的郑季翘、西北局的杨植霖、西南局的刘文珍。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一共由18人组成。不过,郭影秋4人仍在原单位工作,只是到京参与了中央文革的一些文件的起草工作,并未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工作。所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实际起主要作用的只是14个人。
8月2日和3日上午,李雪峰陪着刘少奇、陶铸陪着邓小平去到一些学校看大字报。
据李雪峰后来回忆说:“我陪刘少奇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搞调查看大字报的时候,刘少奇还在为工作组辩护,他说:‘工作组还是有成绩的嘛,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你们可以继续辩论。历史和实践将会继续地检验这个问题。’ 当时我一听就为他着急:到现在这个时候,你讲这个话,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还不是继续在坚持错误吗?我曾经劝刘少奇先别谈什么工作组的功过问题,但刘少奇似乎听不进去。他还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误,对的就坚持,错了就改。希望你们要团结。’ 3日到学校的时候,他和两派都谈了话,也是要求他们讲究政策,等等。其实这时他的一切活动都显得多余了。到这个月初,他的儿子刘允斌回家来,向刘少奇汇报工厂的情况,他竟然问道:‘你们厂没派工作组,为什么也镇压了群众?把一些群众组织定为反革命,有没有死人呀?’实际上,他从心里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但是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压得他不能公开说话,只好闷闷不乐。在那种气氛下,他在清华大学的女儿刘涛,只好在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等人的一张批评工作队的大字报上也签了名,刘少奇气坏了。他激动地从客厅的这头走到那头,一个劲地说:‘你们出卖了我,你们出卖了我!’王光美哭了一天。第二天刘少奇开会的时候,把我叫到休息厅,悄悄地说:‘在工作组问题上,我看你们都检查吧,能够认识到多少错误就检查多少错误,不要违心地说什么,但是也不要公开的顶他们。连我的女儿都要和我划清界限,何况你们呢?等党内的这场风波平息下来以后,也可能我们会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的。’我对他说:‘我只认识新市委主持工作时的错误,我不会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的。这点,请少奇同志放心。’”
8月2日、3日下午,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许多部门和省市的负责人,因为运动开始后没有分清路线是非,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在大会上纷纷作了检讨。
8月4日上午,刘少奇在中南组参加讨论,他在发言时说:
“主席不在家的这一段,是由我主持工作的,我绝对不逃避责任。我的错误的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地一来,我们就同意派工作组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毛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我们这些人,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自己的命可以不可以呀?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决心让他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非让你下台不可。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无非下台,我不怕下台,我有5个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更不怕;老婆离婚也不怕。大家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8月4日下午,毛主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说:
“想通了没有?”
刘澜涛说:
“我至今认识不到错在什么地方?”
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他说:
“镇压学生难道没有错?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难道是正确的?你们还追问学生们的后台是谁,后台就是我!”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们说:
“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又轮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还说没有错?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区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那个阶级作斗争。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让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它地方有什么要紧。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的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插话说:
“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说:
“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样怕?”
刘少奇说:
“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5条不怕。”
叶剑英插话说:
“我们有几百万军队,怕什么牛鬼蛇神!”
毛泽东说: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此时会议空气十分紧张。毛泽东宣布说:
“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达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
散会后,毛泽东看见了列席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
“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上册我已经看完啦,写得很不错。你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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