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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 连载706

时间:2021-01-27     作者:东方直心   阅读

毛泽东大传 连载706

 

 

10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插话说:
“你们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承认了还能工作吗?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伍修权有4个孩子,分为4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
说罢,他问刘澜涛: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澜涛回答说:
“回去看看再说。”
“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的。”
他转向周恩来,问会议的情况。周恩来说:
“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毛泽东又问李井泉:
“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笔者注)怎么样?”
李井泉回答说:
“开始不大通,后一段较好。”
毛泽东说:
“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5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28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17年,文化革命只搞了5个月,最少得5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他点燃一支烟,问李先念:
“你们今天开得怎样?”
李先念说:
“财经学院说他们要开声讨会。我要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泽东说:
“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明天我要出国。”
“你要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陶铸插话说:
“大权旁落。”
毛泽东说:
“这是我有意大权旁落。现在到处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一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59年8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62年,4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忽然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4个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6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38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1953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地没有好下场。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王、李没改。”
周恩来插话说:
“李立三思想上没有改。”
毛泽东继续说:
“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其涵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还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去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1949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
康生插话说:
“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泽东说:
“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志们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闹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17天会,有好处,象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思想工作。斯大林在1936年讲阶级斗争熄灭论了,1939年又搞肃反,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
聂荣臻插话说:
“这个人很懒。”
毛泽东继续说: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的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锋,还有一个李范五。真正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插话说:
“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
毛泽东说:
“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5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聂元梓现在怎么样?”
康生说:
“还是要保。”
李先念说:
“所有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要保护。”
“对!”
毛泽东说。周恩来在谈到大串联问题时说:需要有准备地进行。毛泽东说:
“要什么准备,走到那里没饭吃?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万晓塘于9月16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有人故意谣传他是“服安眠药自杀身亡”——笔者注)以后,开了50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也认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是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10月24日晚,毛泽东对陈伯达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作了批示,他写道:
即送陈伯达同志,该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册子,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最少有1本。
                                                   毛泽东
                                               10月24日23时
10月25日,毛泽东在《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写道:
“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州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10月25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一个是文化革命应该怎么搞法。也就是说,要不要搞文化革命,怎么样搞文化革命。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我着重讲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这个会开了17天了,开得很好。这个会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个会实际上是十一中全会的继续,是进一步搞清楚两条路线的问题。
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的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原来是准备搞3天,以后搞7天,现在搞两个多星期。越开,情况也就越清楚,思想也就越清楚,就更能够掌握毛主席的路线,把这条路线坚持下去。所以,这是很必要的一个会。
两头的劲头大,一头是毛主席的领导,一头是群众。广大群众轰轰烈烈,从学校到社会,从文化的领域影响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方面,收获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搞臭了很多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还挖出很多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破获了很多反革命案件,搞出了很多武器、电台、黄金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确实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大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这是一个深刻地大革命,社会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变化。毛主席的思想在这次运动中得到很大的宣传,很大的普及,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的教育,对青少年的教育,都是很大的。经过这次运动,不少青少年可能培养成为革命的可靠的接班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社会生产,并没有如某些同志所担心的,要受破坏。恰恰相反,生产还是增加。按理,文化革命是应该促进生产的,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得到证明。
这个运动在世界上树立了史无前例的榜样。对于反对修正主义,中国这种做法很有示范的作用。”
10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17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 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9、10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6月、7月、8月、9月,现在10月,5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28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1921年起到1949年,21、31、41到1949年,28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28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17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5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理解了。自从去年11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的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11月、12月,今年1月、2月、3月、4月、5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5月16,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4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10个书记,就要有7个或者8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2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4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4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150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17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10月25日晚上,华灯高照,长安街上行驶着几辆红旗轿车。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驱车赶到钓鱼台,向毛泽东汇报有关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情况。
毛泽东在他们的汇报中,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他对靶场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感到十分满意,说道:
“古今中外,前所未有啊!”
他又问聂荣臻:
“还是你去现场主持发射吗?”
聂荣臻说: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就坐飞机去。”
“好,你是一贯打胜仗的,常胜将军嘛。”毛泽东说着笑了起来,他又说:“不过,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这次让你去要准备打败仗。打了败仗也不要紧,搞试验嘛,哪有不冒风险的。”
10月2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经过毛泽东审阅的题目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他说:
“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当官做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
“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陈伯达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
10月27日9时10秒,钱学森协助聂荣臻现场指挥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飞行正常。9分钟后,罗布泊弹着区发回报告说:“核弹头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爆炸成功。”这一实验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用于自卫的导弹核武器。
到这一年为止,中国一共爆炸了5颗原子弹。
10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顺利结束。
陶铸在会后曾说他是在毛泽东的司令部里工作的,还说他自己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人将这个话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听了,连声说:
“他讲这些话也不害臊!他算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
欲知陶铸后来的情况如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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