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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 连载724

时间:2021-02-21     作者:东方直心   阅读

毛泽东大传 连载724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中要求说:
“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10月19日,中共青海省核心领导小组在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报告中写道:
“我省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已陆续建立,但党的组织均未恢复。工作中经常遇到需要党组织处理的一些问题,如过去作了处理的党、团员,有的需要重新复查处理;造反派中不少人要求入党入团等。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划了横线,他批示道:
“应当这样做。”
有关人员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批示,他们在给中共青海省核心领导小组起草的回电稿中写道:
“这是件大事,涉及许多问题,如怎样‘恢复’?是否原有的党员都过组织生活?是先整顿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再整顿下级组织,还是同时进行?支部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怎样?还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党员、吸收新的血液,等等。”
这个复电内容显然是不符合毛泽东的批示精神,第二天就被通知作废,不准发出。
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通知》中说:
“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代表大会问题,并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做些调查,现在把姚文元同志关于他们初步调查结果给主席的一封信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和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
l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就中共青海省核心领导小组10月19日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报告问题,向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发出了《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毛泽东在这个批示中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证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1967年11月1日,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成功,建立了内蒙古革命委员会。
11月3日,陈伯达将总参写作班子写出的《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一文以杨成武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据陈伯达后来在回忆中说:“看了杨成武的《大树特树》文章,我对姚文元说:‘没有一点点理论色彩,尽是空头口号。’我让姚文元帮他改一改,姚文元也说:‘这样的文章,我没法子改,要改就得重新写,我现在忙得要死,哪里有时间重新写文章呢?要不就压一压再说。’于是,这篇文章我们压了1个多月。但是,杨成武几乎天天催,问这篇文章怎么还没有发,甚至说:‘一个总长要发表一篇文章怎么这么难呀,我的文章可是代表了广大指战员的心情,是代表了全世界的声音呀。’直到我们实在是推不过去了,我才决定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
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他说:
“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1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过去,一是听话,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党员要那些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
“我赞成康生同志的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革命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改悔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生活,这就很宽了。我们党要吸收新鲜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内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要恢复组织生活,就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地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
“刘少奇、邓小平互相配合,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63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两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是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11月6日,首都人民举行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审阅的一篇题目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的编辑部文章。
文章发表前,陈伯达在给毛泽东的说明中写道:
“关于主席思想6条,作了新的整理。”
文章中把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关于阶级斗争、两类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的论断,概括为6条,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6条是:
1、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4、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毛泽东审阅后,认为可用,同意发表。
11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康生谈起《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这篇文章,他说:
“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
杨成武不安地说:
“主席,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的过程,你是知道的。”
毛泽东说:
“这是陈伯达的事,我清楚,不是你的事。这是陈伯达他们整你。”
杨成武说:
“主席,这事我还是应该检讨,最后我还是同意用我的名义发表了。”
“这不是你的事情。”
毛泽东说完,叫汪东兴把这一表态传达到中央文革会议上。
11月1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部队和空军召开的两个会议的代表们。
1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
11月27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首先提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她说: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都要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为什么要清理阶级队伍?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是因为‘大联合’搞不起来,‘大联合’搞不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队伍里有坏人作祟。”
11月27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他在谈话中说:
“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刘少奇还说苏联修正主义党的性质未定。去年春季苏联要开二十三大的时候,刘少奇、彭真还主张我们派人参加。后来我、康生,还有其他同志反对,才没有去。和刘少奇的斗争历史可长了。我记得1943年,在延安七大还没有开的时候,我就批评过他的唯心主义。那时只有少数同志知道这件事。刘少奇口口声声讲马列主义,可是马列主义的书他又不看。”
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给康生写了一个批语:
康生同志: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
毛泽东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下发各地征求意见。文件中建议在“革命委员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基层成立党支部和小组,实施党的组织领导。
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做了批示。毛主席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12月6日,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成功,建立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
12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的社论。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2月1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12月13日《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因为此份报告中引用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一文中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这些词句,他的批示是这样写的: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1、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2、大树特树的提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的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3、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4、湖南的集会另择日期。5、我们不要题字。6、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
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办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
“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6月开始的。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阶级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讲了关于筹备九大、解放老干部的问题,接着说到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那一篇文章的问题,他批评陈伯达说:
“权威是靠人树起来的吗?书越读越蠢!”
陈伯达检讨说:
“我是糊里糊涂啊,没把好关呐。”
毛泽东说:
“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叫人搞的,这不是整杨成武吗?在上海拿给我看,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叫你把关,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
陈伯达说:
“我吃了安眠药,糊涂了。”
毛泽东继续批评说:
“中国的马克思,我是不相信你们的,读书越读越蠢。有些语言不是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哩!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流毒甚广!说过提法不对,韶山通车的报告又这么搞,还是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一套。”
杨成武建议说:
“京西宾馆住了很多各大军区和各省市的负责人,我看是否把主席批这篇文章的过程和原话同他们谈一下,不要再犯类似错误。”
周恩来点头说:
“打个招呼好。成武啊,这事就你去最合适。陈伯达和姚文元已经不适合讲,你去比较好。”
第二天,杨成武到京西宾馆将毛泽东的原话和批示进行了传达。
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写道: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社论中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整党建党纲领,同时写道: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1月1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正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人民解放军干部、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及出席空军直属机关、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还有出席毛主席著作出版会议的代表,共计2万多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等人。
1月5日,苏军侵入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七里沁岛,用装甲车压死中国渔民4人,撞伤和打伤9人,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
1月16日,毛泽东在江青转来的北京大学学生关于伍豪脱党启事的材料上批示道: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他马上又召集了一个会议,对“启事”问题予以澄清。
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党和军队领导人接见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英模人物,首都警卫战士300余人参加了接见。
孔祥秀坐在前排右侧座位上,他此刻已经接受了抗美援越的战斗任务,即将带领179名解放军指战员赴越南凉山地区参加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战斗。
毛泽东在接见中向指战员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接着与大家合影留念。摄影结束后,他起身与前排右侧的所有战士们握手告别。孔祥秀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毛主席呀,我们明天就要去抗美援越了,我一定要把所有战士都安全地给您带回来。”
毛泽东微笑着使劲地又握了一下孔祥秀的手,高兴地说:
“好!好!”
  后来孔祥秀在越南境内参战近400天,坚持做战时政治思想工作,坚持抓战场纪律,防止非战斗减员,在1969年4月归国时,连队里果然无一人伤亡,人人都评为“五好战士”。
且说在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8)17号】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刘建勋、王新同志1968年1月18日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河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特别是去年9月间,毛主席亲临河南视察,调查了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河南省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指导下,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具体领导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开展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的大批判,肃清陶铸、王任重的修正主义流毒;掀起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本单位斗批改的新高潮,团结了大批革命干部。”
“中央同意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由155名委员组成,由刘建勋同志担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杨力勇、张树芝、陈桂昌、王辉、杜河堤、李仲顺、王洪智、申茂功、杨锡森、唐岐山、申红玉、郭守仁、龙一兵、李福山、唐振方、张国劳、张宗海、吕书墨、文兰香(女)、党言川、陈红兵、杨国雄、周启忠、范念民、黄宗万、丁淑琴(女)、王传禹、王庭栋、张申、王维群、王黎之、张耀东、张钦礼、戴苏理、郜国荣、轩东森和革命群众代表一人(暂缺)共41名担任常委。”
后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于1月27日宣告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杨力勇任副主任。在上述革委会40名常委中,有群众组织代表20人,其中有大中院校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代表8人,他们是:党言川(郑州大学联委)、陈红兵(开封师范学院八二四)、周启忠(郑州粮食学院联委)、杨国雄(河南医学院东方红)、范念民(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黄宗万(新乡师范学院八一八)、丁素琴(河南中医学院八三一)、王传禹(郑州大学附中红旗)。
1月26日,北京卫戍区正式将王力送到秦城监狱关押。
王力被关押后,毛泽东明确指示:不准任何人提审王力。所以,他住的房子都用白布遮挡着,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子。
1月26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空军、二炮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968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1月28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作出了一个批示。
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在《请示报告》中写道: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在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省人民迫切要求建立省革委会,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分协商,已经基本筹备就绪。
革委会由175名委员组成。革命群众100名,占57%(工人35名,贫下中农30名,学生25名,机关干部和其他群众组织10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30名,占17%;解放军25名,占14%;留作机动20名,占11%。
常委会由37人组成。革命群众17名(工人9名,贫下中农2名,学生5名,其他1名),地方革命干部11名,解放军9名。常委名单: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梁仁魁(拟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树成(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姜一(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赵文华(原恩施地委书记)、李镜如(原粮食厅厅长)、丁力(原省经委副主任)、李周仕(原省气象局局长)、王海山(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舜(女,原地质局处长)、孙德枢(原黄石市委第一书记)、赵兰田(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王步青(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吴永光(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方铭(武汉市革委会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警备区政委)、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朱鸿霞(钢工总负责人)、胡厚民(钢工总负责人)、夏邦银(钢工总负责人)、邓锦福(钢九一三负责人)、钟锡钢(钢九一三负责人)、潘洪斌(工造负责人)、顾建棠(长办联司负责人)、王屏(女,工人,国棉一厂革委会主任)、杨玉珍(女,武钢工人)、饶兴礼(劳模,原省贫协副主席)、杨道远(钢二司负责人)、方保林(钢二司负责人)、张立国(新华工负责人)、龙铭鑫(新湖大负责人)、谢华之(三司革联负责人)、郑军(省直红司负责人),暂空一名贫下中农。
建议由曾思玉同志担任省革委会主任,由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鸿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8同志担任副主任。”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写道:
“中央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会1月28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175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王树成、姜一、赵文华、李镜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孙德枢、赵兰田、王步青、吴永光、方铭、张纯青、朱业奎、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邓锦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棠、王屏(女)、杨玉珍(女)、饶兴礼、杨道远、方保林、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郑军和留出贫下中农代表一名,共37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鸿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8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2月间,毛泽东在怀仁堂亲自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这次会议没有通知戚本禹参加。毛泽东说:
“我看戚本禹是改不了的。过去我们想分化他一个,争取他一个,希望他改,他改不了。所以请总理立即处理,像王力、关锋一样处理。”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与毛泽东商量了一下,就来到怀仁堂西厅召集康生、陈伯达、杨成武、姚文元开会,商量由谁去逮捕戚本禹。康生说:
“我看就请陈伯达同志去吧。”
周恩来说:
“陈伯达同志不行。”
陈伯达说:
“还是请康老去吧,姚文元也去。”
周恩来说:
“不行,他俩去也不合适。叫杨成武去,姚文元也去。”
于是,杨成武和姚文元带着卫兵来到怀仁堂东厅。此时,戚本禹已经被传唤到了东厅待命。他一见杨成武、姚文元来了,立刻吓得脸色煞白,全身抖个不停。杨成武宣读了命令 ,说:
“戚本禹,上次主席叫分化你,争取你,但你一直没改正。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现在我宣布:立即逮捕你!”
两名卫兵应声上前,将戚本禹送进了秦城监狱。
2月13日,在外交部的大字报栏里,张贴了一张由91名司局长和大使共同酝酿、起草的大字报,题目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大字报中说,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坚定地战士,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回外交部主持部务。   
2月19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卫戍区部队和在北京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代表,以及8341部队的指战员,共约2万多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参加接见的有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2月26日,专案组组长谢富治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报告上批示道:
“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2月间,《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毛泽东在为这个调查报告撰写的编者按中写道: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在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1968年3月7日,毛泽东在一份要求在援外飞机上喷刷毛泽东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
“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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