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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为主席说句公道话—83

我要为主席说句公道话—83

2018-03-24   五十四师战友联谊网


毛主席关心问候解放李质忠


对李质忠的离世,我们机要界的老同志都非常难过。毛主席对我说过:“李质忠在长征路上,就是我的机要员。”他是我们机要战线上的老兵,是我们机要人员的老前辈。他为党的机要事业的发展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悲痛之余,回忆起在李质忠的领导下我所经历的机要岁月,想到毛主席对李质忠及陈其的关怀和对老同志的保护等等往事,感慨万千,一些情景恍若昨日,不得不提笔写点文字,以此悼念这位我熟悉的老前辈——李质忠同志。


毛主席向我介绍“新兵”的来历


刚一参加工作,就听到老同志讲他们见到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中央首长的情形。我们这批小同志兴奋极了。我常请张小梅给我们讲她见到毛主席的情况,百听不厌,羡慕不已。因为我们是新参加工作的,组织上还没让我们见过毛主席。


半年多过去了,1953年冬我终于在老同志们的带领下去了中南海“春藕斋”,见到了毛主席。我毫无疑虑地、兴奋地—下走到主席面前,鞠了躬,向毛主席问好。主席问我:你这个小鬼是哪个单位的?你叫什么名字,十几岁了?我回答姓名、年龄后,对主席说我是中办机要局的。主席笑着说:“你是‘新兵’那里的啊!”


我好奇地问主席:“谁是新兵?”


主席让我坐下来,说:“新兵就是你们的局长李质忠同志。”


我又问为什么叫他“新兵”呢?


主席说:“这是在长征路上给他起的名字。那时,走路艰难,老同志的行装都是越少越好,越轻越好,只有李质忠不怕行装多,也不怕重,路上捡个鞋底、捡个绳子都往自己的包里塞,什么也不舍得丢。他认为—旦鞋子穿不得了,鞋底用绳子捆在脚上还能走路。他个子又小,一个大包包背在身上,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新兵’。”主席说完哈哈大笑了。后来在春藕斋一见就问,“新兵”来了嘛?又笑起来。


主席还对我说:“‘新兵’是老同志,长征路上他是做机要工作的,会刻蜡版。”


这就是毛主席介绍李质忠外号——“新兵”的来历。


后来主席还对我说过多次,延安时期,每逢星期日,大家想跳舞时,是由机要处在场院点上汽灯,乐队也是由李质忠、汪大海领着机要处的几位同志来伴奏,小鼓一敲,几把胡琴一拉,很是热闹。在延安机关里,机要处还算是文化较高的单位呢。


毛主席对李质忠、陈其是很熟悉的。一次陈其对我说:“小谢,主席好吗?你见了主席,代我向他老人家问好。”


我报告了主席,我说:“主席,陈其同志向您问好呢。”


主席说:“噢!谢谢她。陈其是个老同志了,我认识她时,她还是个小孩子呢。在长征路上,她是宣传队做宣传工作的。经常同几个小同志跑到队伍前面去打竹板、唱歌,搞宣传鼓动,为队伍加劲啊。”说着主席笑了。他问:“陈其还好吗?”我答:“好。”


主席这时立刻决定说:“小谢,今天下午我请小苏(我丈夫)、你和陈其同志一同来吃饭。”我即转告陈其和苏延勋。我记得一起去吃饭时,陈其还给主席带去几块红薯。


主席见了很高兴,一一握手。问陈其:“新兵呢?”陈其说他工作忙,不在家。主席说,下次请吧。主席又一次谈到“新兵”的事。老人家对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总是不会忘记的。


见到李质忠、陈其后联想到主席指示


“文革”初期,我看到许多老同志挨批斗,党员靠边站,心里想不通,不理解,曾向毛主席反映过。


我问:“主席,难道大多数党员都不好吗?”


主席说:“大多数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我又问:“主席,难道大多数干部都是坏的吗?连19级的小干部黄鹤健也上台跟着挨批斗。”


主席回答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当大字报铺天盖地出来以后,其中有不少火烧、烧焦某某领导的大字报,我又反映给了主席。


主席说:“什么火烧、烧焦啊,烧焦了还能干革命啦!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教育。对错误也可以说烧一下,但不是对人。对人火烧、烧焦,烧焦了还怎么干革命啊!”(主席又重复一句)


当我看到肖光局长、陈健等领导戴髙帽坐汽车游街时,看见肖光局长这么大岁数站在食堂板発上受批,心里不忍看,当面又不敢说。我心里想,这是党的纪律不允许的。主席绝不会同意。又看到同样的戴高帽干部车辆从府右街机要局门口过时,我又去向主席反映了。


这时毛主席很惊讶地说:“啊,这是受我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影响的了。不对,那是对当时农村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的,那是敌我矛盾,怎么能运用到今天人民内部矛盾的呢?不对,不对!”


事后不久,我也被“造反派”批斗了,说我是保皇派,不配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把我赶出机要办公室,让我下到一层铅印科,在地上捡掉下来的、使用过的铅字。捡起来好办,用筐抬走就累得很了,因铅字很重。而且不准我去见主席。为此,我曾写一信给主席,说我今后不能再见您了。……十几天后军管会接管了机要局。


主席把我找去,问我“他们斗你什么呀?”


我说:“说我是保皇派。他们喊的口号是:‘打倒保皇派!打倒谢静宜!保皇有罪,罪该万死,死了活该,死了没人埋……’”说到这里我笑了,不说了。


主席说:“流氓语言。”


总之,主席不赞成那种过分的极左的斗争行为。


不过,我不恨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小同志,他们还是学生,只懂得跟毛主席干革命、造反,但他们不懂党中央毛主席对待广大干部和犯错误同志的政策。不懂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等等一系列的指示。当他们知道错了时,立即改过来了。大家对他们还是一如既往。这使我联想到清华大学制止武斗,解放干部、保护落实知识分子的各项政策……


1968年5月19日,毛主席对新华社驻新华印刷厂几位记者的报道作了批示: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在该厂原党委副书记李同彦的情况一段文字后间,毛主席批示内容是:“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


我们八三四一部队在北京大学根据主席指示解放干部的时候,有人阻挡说:毛主席说的是指犯了错误的好人,某某本来就是坏人怎么解放他啊?遇到这个问题,领导同志让我去请示主席,什么样的人算是好人犯错误?怎样划分好人坏人呢?


毛主席对我说:“比如有人说某某是坏人,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而现在这位同志表示,从今后我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反过头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不是好人,愿意走什么主义道路的人是好人呢?”主席的两句话就说明白了,不管谁犯了错误,只要有表示要改过,就是好人。


同时我还联想到毛主席对专案工作的批评意见,我是当面听他老人家讲过多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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